负油价资本博弈局_“负油价”不会是常态,但低油价将长期存在

1.节能减排意识的增强给当今企业带来怎样的挑战与机遇

2.石油的逻辑怎么样

3.如何对抗通货膨胀

4.原油价大跌！4月15日将调价，油价能降多少？

5.资产型通胀

节能减排意识的增强给当今企业带来怎样的挑战与机遇

如果说现在还有什么话题，能引发全球的集体关注，恐怕气候变化一定算得上一个。从年初就开始的气候变化谈判大会，到上个月纽约的气候变化峰会，再到两个多月后确定发达国家2012年后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哥本哈根会议。气候变化这一主题，贯穿了整个2009年，而且每次都能汇聚全球的视线。而在全年大大小小的气候会议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也从未停止过，甚至有人将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称为鸿门宴。究竟在气候相关的背后，包含了什么样的国家利益和政治博弈，让各国为之争夺如此激烈。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中国又应该有着怎样的应对策略呢？

一、气候“战争”

9月2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在美国纽约召开，这是联合国历史上就气候变化问题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国际会议，联合国192个会员国均派代表出席，其中包括90多位国家元首或首脑，足以证明这次峰会的重要程度。

气候变化被全球关注的背后是一组让人不安的数字，如今，全球每年要排放250多亿吨二氧化碳，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从工业化以来，已经增长了36%。人类制造了大量的温室气体，由此带来的灾难正不断威胁人类自身，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全球发生的重大气象灾害比50年代多了5倍。有人预测，如果情况不加遏制，全球平均气温将在未来50年内升高2到3摄氏度；由气候变暖引起的干旱和洪灾将使2亿人流离失所。一系列连锁反应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把人类推到难以发展的尴尬境地。

好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意识到了这点，都开始从本国的国情出发来解决这一问题。而联合国不定期举行的气候变化会议其中一个主要议题也是要制定各国的减排任务，同时要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应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进行减排。然而，在每一次会议上，一旦提及减排目标与资金技术转让的问题，马上就会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争议的焦点。

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在日本京都通过了旨在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协议——《京都议定书》。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主任杨富强说，发达国家，首先要做出政治的承诺，要有一个减排的目标，这个是绝对减排的，当然发展中国家，也要做出相应的，适当的国家减排的方案，所以这两个减排目标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自愿的，而且是相对的减排，他们就是强制要求的，而是要绝对的减排，当然这里面斗争很大。

但2001年，布什总统在上任时以“对美国经济发展带来过重负担”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由，宣布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也就表示美国不再承担减排责任。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主任 杨富强说：“当然美国它是想说，它不管承诺，它也很想把中国和印度，还是拉进来，他认为印度、中国将来会排放那么多，我们辛辛苦苦搞了排放，结果他们将来排放更多。”

《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作为全球经济第一大国的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3%，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当时给美国制定的减排任务为，到2012年必须让温室气体排放削减7%。而在减排这一问题上，中国长期以来坚持实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问题上同样承担责任，但受经济发展阶段和实力所限，不应和发达国家承担同等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责任。而在责任大小的问题上，美国等发达国家坚持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目前在碳排放的总量上迅速增加，其中，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所以应承担重要责任。而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早在工业革命时期就大量排放温室气体，他们是当前气候变暖的始作俑者。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主任 杨富强表示，发达国家，要承担历史责任，历史上他们排放了太多的二氧化碳，所以才造成了我们今天气侯变化，对我们农业、对我们的水、对我们各种、对我们公众健康的影响。在历史上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发达国家，一定要做出他们的承诺，来拿出资金和技术来支持发展中国家。

2007年12月15日下午，经过持续十多天的马拉松式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终于通过名为“巴厘路线图”的决议。决议强调了在以前国际谈判中受到忽视的“技术开发和转让问题以及资金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应将其GDP 0.5%～1%用于提供资金支持，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但在落实到实际的行动上时，发达国家却迟迟没有动静。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主任 杨富强说，从目前看来，美国和其它的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的承诺都是太低了，给的资金现在目前还没有着落，我们估算了一下，每年应该是1650亿美元，那么目前连1美元的这个影子还看不到。而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潘家华也说：“实际上现在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在核能开发，在这个能源效益的提高这些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做得都好，我们做了，有目共睹事实摆在那儿了。第二，我们想做得更好，但是我们的资金技术，像这个风能发电机和电子控制水平设备，我们没有，给我们吧，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拿来吧，我们可以做。”

作为研究环境经济的学者，潘家华认为，要让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气候问题上发挥作用，美国等发达国家必须率先起榜样作用，否则很难得到共鸣。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潘家华说：“我们想做得更好，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你们做给我看一看，对不对？现在美国、欧洲、日本没有一个敢说我做的，就像我这样做就行。拍着胸脯，像我这样做，拿不出来呀。”

虽然在技术和资金的支持上，迟迟未做出实质性的举动，但和鸠山由纪夫的相继上台，让美国和日本在减排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比前任更为积极的态度。这也让中国感受到了越来越强的减排压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　江涌强调：“没有哪一个议题，像气侯变化议题一样，具有杀伤力，这就是我个人认为是美国的它一个战略转变的一个重大考量。”

为此，在纽约的气候峰会上，中国已经做出的回应：中国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要有显著下降。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仅通过降低能耗这一项，中国5年内可以节省能源6. 2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少排放15亿吨二氧化碳。这些承诺都显示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姿态。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主任 杨富强表示，中国目前，所做出来的减排，比如说20%的节能目标，是15亿吨二氧化碳，是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中，减排力量最大的这么一个国家目标。

今年12月，联合国将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气候变化大会，这是继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后，又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性意义的全球气候会议。届时，与会各国将就2012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安排达成一致。然而就在各国的政治家们准备预订去哥本哈根的机票时，最先抵达哥本哈根的是一团团乌云。《经济学人》杂志撰文称“哥本哈根会议的前景目前还不明朗。在纽约举行的气候会议，除了阐述气候变化带来的危害外，几乎未提出具体的措施，他所说的内容极为空洞。” 而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受医改问题牵制，不仅没有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更积极的态度，反而发出了倒退的声音，使得哥本哈根大会之前的多轮会谈都停滞不前。这些迹象都使得即将到来的气候谈判迷雾重重。

说到发达国家的减排问题就不能不提到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它的态度和作为将对全球减排问题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上台后一改布什的消极态度，推出了庞大的新能源发展，那么这一对全球的能源格局、乃至经济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二、新霸主

2009年2月，上任第一周，签署了两项总统行政法令，要求美国提高燃油使用效率，并允许州制定高于国家标准的汽车尾气二氧化碳含量标准。他在白宫当天举行的发布会上说：“美国准备在新能源上重新领导世界。”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和能源部长朱棣文共同访华。两位部长此行提及最多的一个关键词也是新能源。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告诉我们，作为世界上两个最有生产力和创新力的经济体，美国和中国都有着独特的地位，来发展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各种全球急需可再生能源技术。

还是新能源，今年2月11号，美国通过的《2009年恢复与再投资法》中，有约500亿美元用来提高能效和扩大对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在涉及新能源中，其中100亿用于智能电网的建设，为新能源并入(火)电网创造物质条件，其余400亿全部用于扶持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新能源。种种迹象表明，这个世界经济的第一大国已经将发展新能源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海滨表示，其实最早的推动新能源的进程，不是美国，日本，欧盟，其实走在前面。但是并没有形成一波很强烈的潮流，美国他一推动以后，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从历史看，美国一直不曾放松对能源的控制。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的小布什曾被戏称为“Oil guy”——石油人。早在他就职初期，2001年4月的白宫内阁会议上就做出过这样的决议：“由于伊拉克对石油市场可能有不安定的影响，这是美国无法接受的风险，因而军事干预是必须的。”曾为美国效力多年的美联储前格林斯潘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布什发动伊战的根本原因——石油。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到：“如果你说美国出兵伊拉克就是为了有更多的石油， 那有人就该问了，‘那我们为什么油价还80美元那么高呢’? ”于是记者问到：“如果我们不出兵伊拉克，那么我们现在的油价就该到每桶130美元、140美元一桶了，是这样吗？”他回答：“对，没错”。记者怀疑的问到：“您确定吗？”格林斯潘回答说：“ 当然，这就是打击萨达姆的目的。”

可以说美国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能源的控制，手段也从军事打击到金融控制，不断出新。然而在小布什第二个任期时，对于能源的认知开始悄然发生着变化。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说，美国前期阶段的时候，重点为了维护国土安全，防范恐怖袭击。后来，也随着国际这个经济环境格局，竞争秩序的这一个变化，再加上国际利益集团搏弈的这种变化，那么布什，也在修整他的能源政策。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海滨说：“小布什时期，虽然在京都议定书的问题，在全球气候制度建构方面，它作用很小，甚至是取了单边主义的做法；但是有一点请大家要注意，小布什时期，每年都投入50到60亿美元用于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

布什当年在新能源方面提出的最为有力的举措，就是2007年，开始大力推行的玉米乙醇加工技术。美国要在2017年前将玉米乙醇等生物燃料生产量提高为当时产量的5倍。江涌表示，当年玉米乙醇的兴起让嗅觉灵敏的美国金融资本在对玉米期货的控制中赚了个盆满钵满。但生物乙醇技术也因为加剧了全球粮食价格的上涨而广受批评，有人用汽车轮子碾碎穷人饭碗来形容这项举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江涌说：“上一轮，就是07、08年世界粮食价格的上涨，那么人们普遍指责美国和欧洲，然后搞生物能源，因为搞玉米来加工乙醇，包括联合国，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在指责欧美这种行为，是违反人类的，反人类的这种行为，是极其不人道的。

现在看来，很多人认为美国当时力推玉米乙醇并非只是想发展清洁能源这么简单，玉米的短缺也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农业问题。美国前卿亨利·基辛格曾经在上个世纪70年代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国家；而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人类。基辛格这番话的背景来自14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报告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膨胀，那么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会很快因之增强。这对美国来说自然是一个威胁。所以，可以通过控制粮食出口，逼迫那些国家实施控制生育的政策，限制国力的增长。这份报告也被当做后来美国引发的这场的粮食危机的政策源头。

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在他看来，美国各个时期的能源政策都不如在气候这个议题下的新能源策略具有威慑力。那么，的新能源政策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他说：“新能源，它都被泛政治化了。现在很明显的泛政治化，如果你不做，你就是影响国家形象，你的国家形象的问题，/在发展国家，未来解决基本生存的问题的时候，那么他们引领这样一个大旗，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觉得它设置话题 议题的能力太强了，这就是他们的话语权。”

今年4月初，美国能源部长的朱棣文在美国《新闻周刊》上，呼吁美国“放弃石油”，“掌握自己的能源命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海滨笑着说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可以看到，2003年，美国打了伊拉克，确实国力受到很大的影响和削弱，另外一个方面，可以看到在美国对外政策当中，看到拉美的委内瑞拉，俄罗斯，这些实际上经常打的牌就是能源，就是石油牌。另外还有就是伊朗问题，他经常说要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也是难以承受世界之重。要考虑能源安全，就是石油、天然气，传统化石燃料，可靠的供应是个很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国外的依赖越大，国家越脆弱，你就越难随行你国家的利益和政策。”

“一个控制不了自己能源的国家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未来。”在自传《无畏的希望》一书中，以犀利笔触表达了自己对美国能源政策新的看法：我们一方面通过战争和金融手段继续加大对国外石油的控制，另一方面，要加快新能源的研发，占领技术的制高点，未来10年要投入1500亿美元资助替代能源的研究。这两方面共同作用，才能尽快摆脱对石油输出国的高度依赖。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主任杨富强说，美国之所以要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因为第一，美国发现它当时没有应对气侯变化，退出《京都议定书》以后，它在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发展上落后了。所以提出能源新政，当然还有国内的原因，他想要利用可再生能源，然后代替大量的石油进口。因为美国喊了几十年，说要减少石油供应安全的，这种威胁，但是这种威胁，仍然时时刻刻存在，所以美国表示最后试一试可再生能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海滨也表示如果说美国占领了新能源技术的制高点，这无疑对美国它的霸权的地位的巩固和维护，那都是至关重要的。

可见，挥舞绿色大旗，大步前进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让那些以石油为战略、在政治上敢于向美国叫板的国家逐渐失去话语权。接下来，美国还将通过制定新能源的游戏规则再次牢牢握住世界经济的主导权。

说到新能源，不得不提到一个词：碳交易，它在国际市场上有一个通行的叫法CDM，CDM是清洁发展机制的简称。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通过的《京都议定书》规定了未来几年发达国家的强制减排任务，为完成这一任务，发达国家需要为此支付高昂的成本，像在日本境内，减排1吨二氧化碳的要花费234美元的成本，美国也需要153美元，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减排成本仅仅是十几美元，在中国，每减少一吨碳排放也只需要20美元，正是这种巨大的减排成本差异，让发达国家热衷于在发展中国家寻找减排项目，CDM就是这样一种用资金换碳排放的机制。从广泛的意义来讲，任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都可以作为CDM项目来开展，比如新能源。目前在中国，有不少的风电企业已经开始从中受益。

石油的逻辑怎么样

高油价、国际分配与宏观经济理论演进 ——读管清友博士《石油的逻辑》 傅勇/文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经济学博士 半年前去世的萨缪尔森曾有句著名的调侃：当一只鹦鹉学会说供给与需求时，它也就成了经济学家。然而，对于分析许多商品来说，仅仅依赖这个框架会带来许多困惑。石油就是一例。石油问题难以用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做出充分的解释和预测，但高油价却反过来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在宏观面上，石油的生产和消费总体上是较为平稳的，但油价却大起大落。战后的二十几年时间里，全球的石油消费处于一个快速上升通道，与此同时，石油生产同步大幅增加，结果在1960年代，国际油价呈现下降态势。10－1980年代，全球石油的生产和消费增速均有所放缓，但这段时间却是有名的高油价时期。其背景是欧佩克的成立、数次石油危机以及中东局势的动荡不安。1980年代中期以后，全球石油消费一直处于温和上升通道，石油产量大致也是稳步增加，但石油价格却出现了巨幅波动。尤其是“911”之后，国际油价从2002年初的20美元，用了6年的时间攀至140美元之上。金融危机爆发后，油价又上演了高台跳水的戏剧性一幕。油价跌宕起伏的这段历史清楚地显示，来自实体经济的供给和需求基本面无法给出充分的解释。 在微观面上，中国从未获得与其购买力相匹配的石油定价权。在欧佩克对石油市场的控制力有所减弱之后，国际石油供求市场大致可认为是一个垄断竞争状态。然而，在这个市场上，各石油进口国的议价能力并非简单地由其消费量决定。英国大致能够做到石油的自给自足，但英国在油价博弈中占有重要地位。近二十年来，中国石油进口量迅速增加，但在油价上，基本还是个价格接受者。铁矿石市场是一个更极端的明证。这表明，油价绝不仅仅是供求之间数量匹配的结果。 2002年来，国际油价出现了巨幅波动，这一波动显然挑战了此前的石油经济学。这一段时间，国际石油的生产和消费波动很小，主要产油国也没有爆发重大地缘危机。美元指数在金融危机之前经历明显下降，但这一下降幅度还不足以解释国际油价的高涨。实际上，石油与其他大宗商品以及贵金属一起，成了国际金融市场泡沫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都说，国际金融危机源于房地产领域的泡沫，但房价与油价等商品价格的上涨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与此同时，国际资本在石油市场上的杠杆率也要远高于房地产市场。 高油价会产生显著的效应。上帝是公平的。中东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尽管军事政治力量难成世界一级，但却拥有发达国家需要的石油。在某种条件下，产油国为了共同的利益能够达成一致减产行动，以便对西方国家构成牵制，也是为了能更加合理地开发石油。当然在油价高企的时期，欧佩克有时也会决定增产以平抑油价。曼昆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解释说，产油国不愿意持续减产抬高油价的一个原因是，石油虽然重要，但当油价保持在高位时，一些替代能源和节能技术就有了市场，这将降低未来对能源的需求以及国际油价，结果会损害产油国利益。因而，从长期来看高油价对产油国来说，并不总是好事。 不过在2002－2008的高油价时代，产油国还是获得了丰厚的收入，这些收入差不多都是以美元计价，即石油美元。石油美元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产油国（当然还包括中国这样的贸易盈余国家）代表了储蓄过剩的一方，而美国代表了负储蓄和过度消费的一方。石油美元通过主权财富基金和其他渠道，又会流回美国。在格林斯潘以及伯南克眼中，这是长期利率保持低位的主要原因。长期利率不在美联储的控制之下，但却是房地产泡沫的主要诱因。从这个角度说，高油价不仅是国际流动性过剩的一个产物，还是国际流动性过剩的一个来源，可以说，两者之间存在某种正反馈机制。 在这个正反馈机制中，产油国多少可归入受益者一方，它们积累起了庞大的财富，一些国家的王室富可敌国，而迪拜甚至在沙漠中创造了超级城市的奇迹。美国凭借其国际货币发钞国的地位，也有效规避了高油价的负担。在高油价时期，美元供给保持在宽松状态，美元指数走低。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这两类国家都遭受了一定损失。但随着庞大的救市资金注入到全球各个角落，油价已经从危机中的底部有了像样的反弹，在通胀预期和国际资金的推动下，高油价的故事还可能重演。 简单的经济学框架不仅无法解释石油的逻辑，相反石油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现在宏观经济学的面貌。石油在经济学理论发展史上，可以说占有重要地位。10年代的高油价曾对经济学开了个不小的玩笑。在此之前，人们曾经无法理解滞涨的出现。然而，高油价所带来的供给面冲击，一方面增加了企业成本进而推高一般物价，另一方面也减少了产出。这使得高通胀和高失业并存。经典的凯恩斯经济学是需求管理的经济学，对供给面的忽视使其在滞涨面前一筹莫展。 在一定程度上，高油价不仅催生了供给经济学，还让新古典经济学成为主流。1985年以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波动明显收窄，在产出和通胀两方面均是如此。这被伯南克等人称为“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在解释“大缓和”的三大主要流派中，有两个应该说与油价相关。一是货币当局经过10年代的高油价拷问，更好地理解了经济运行机制，尤其是取了更好的货币政策。二是“大缓和”仅仅是因为，1985年后，国际油价波动出现了显著的收敛。现在看来，第二点解释看起来牵强一点。危机之前，国际油价的上升幅度是史无前例的。而在此高油价背景下，全球主要经济体依然保持了一般物价的平稳。 收到清友博士的大作《石油的逻辑》有一段时间了。我一直把它摆在手边，有空就翻阅一些章节。这种非系统性地品读，似乎总能在不同的时间，激起我不同的遐思迩想，书中的一些段落和图表给人相当大的想象空间。该书涉及到了油价决定机制的各个层面，并对石油市场的历史发展着墨甚多。清友不仅讨论了我在这一领域所感兴趣的绝大多数问题，还让我的视野由此拓展开去，感到从石油这样的特定视角，或许能够更加深刻而全面地认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正如我在推介这本书时所写，“清友博士证明，国际油价背后完全由其经济学和国际金融资本游戏规则的逻辑可循，阅读此书会升起一股冲动，即中国或许有能力改变其作为油价博弈的看客角色。本书并不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又一产物，它始终站在地缘政治、大国战略的高度俯瞰石油市场的风物变迁。” 和清友兄可谓神交已久。遗憾的是至今竟未能谋面，但感觉彼此已是多年的旧友。感谢这个浮华的网络时代。通过阅读其文字，与其在网上聊天争论，这位来自山东诸城的朋友在我心中的形象渐渐地清晰生动起来。与清友的交流让我觉得，年少时的理想和心境能够也应该延续得更长久一些。 愿与清友兄共勉。

如何对抗通货膨胀

本世纪初以来，通货膨胀似乎被华尔街乃至全世界遗忘了。便宜的自然和大宗商品，无论是能源，金属，还是农产品，好象是天经地义。人们的车是越开越大。象通用汽车的其他车尽管销售不尽人意，但仿军车的喝油怪物悍马（Hummer）却大部分人都觉着酷。金融界一度担忧的不是通货膨胀，或 Inflaction，而是其反面，Deflation， 或通货紧缩。

但去年下半年开始，随着不断飙升的油价，通货膨胀这怪物张开血盆大口回来了。大概最著名的征兆是据说有一天二师兄得意洋洋的对大师兄夸口，妖精们已经不要吃师父了，他的肉已经更贵了。所以大师兄，你回花果山去吧。

接着的是日常用品，农产品开始大幅涨价，尤其是大米。有人开始屯积大米，超市和Costaco的大米一度脱销，因而不得不限量供应。只是这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对抗通货膨胀。设大米$50一袋，你买上10袋，家里的车库就有些挤了。一百袋大概是能储存的极限了。那才不过五千美刀。就算你把这些钱全省下来，又能省多少呢？何况还有霉变虫吃等损耗？这显然不是一个好方法。

一想到通货膨胀，人们一个极自然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实行价格管制。包括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包括一直钟情市场经济的共和党总统尼克松，也干过价格管制的蠢事：那就是在11年实行控制石油价格。这样做的结果是火上加油：一方面，由于价格控制，生产商的利润不是由市场调节。人为的压低油价，使生产商没有意愿增加产能或开发新油田。另一方面，人为的低油价使得人们没有平抑消费的愿望。本来已经供不应求，油价控制更加加大了这种失衡的供需关系。自10年以来，当时美国原油进口翻了一番。

那么除此以外，人们还有那些对付通货膨胀的妙计呢？且让我们看看（Forbes May 2008， p. 37， “Attacking Inflation”）:

津巴布韦 （Zimbabwe）: 把100，000%的通货膨胀率和80%的失业率归罪于“金圆恶霸，走私犯，和其他非法交易分子” 并严加打击。任何人不许“非法” 兑换外汇，违者有牢狱之灾。所有生意人都必须每天把现金存入银行。结果呢，的铁腕只是对小老百姓有效。通货膨胀并不买这个账，物价该涨照涨不误。

伊朗：当其经济大臣承认对18%的通货膨胀束手无策，总统马上让他走路。

印度：对7%的通货膨胀，印度找到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解决办法：取消一些粮食的期货交易。对紧缺的钢材，他们也准备照此办理，并威胁要实行价格管制。

。。。

只是要真正治理通货膨胀，这些偏方都不管事。真正要治理通货膨胀，就得对症，从根子下手。通货膨胀的原因很简单：供需失衡，求大于供。要根治，也无非从这两方面下手：要么增加供给，要么降底需求。但都是知易行难：要增加供给，就得允许物价在一定的时间内上涨，一直等到生产商觉着有利可图，因而扩大生产规模。人为的要求生产商在低价格下括大生产，生产商无利可图，供应不可能真正增加。

要降底需求，那就是要减少货币投放量，或增加利率。但往往发生通货膨胀时，经济可能面对衰退。这次美国次贷风波后的经济形势就是一经典例子。联储实在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咬着牙关降息。

西谚说，如果你打不过他们，就参加他们（if you cannot beat it， join it）：让你的钱跟着油价米价一起涨！

2009年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反危机政策实质就是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在4万亿财政刺激出台后，2010年中国就碰到的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经济有过热倾向及物价水平不断走高等问题，实际上都与需求管理的传统政策手段运用有相当关系。任何一个经济体，只要一段时期内总需求扩张速度过快时，总供给层面会出现跟进速度不协调问题并首先在国民经济的短板方面表现出来，中国多年以来的经验是每当总需求增长加速时，能源交通会首先成为瓶颈，在本轮经济刺激推出后它具体表现为2010年电力供应紧张煤炭价格特别是电煤价格的大幅上涨以及铁路运力不足等方面，而房价和菜价的大幅上涨则与能源交通这些国民经济扩张期的历来短板有相当差别。

多年的房价和物价都是有涨有跌。即使是近两三年始终居高不下的房价本身也没有泡沫一直涨大的内在规律，尽管近年来遏制房地产泡沫的新政出台了两次，在这种背景下，房地产开发商与地方仍表现出和中央顽抗的博弈决心，但中央手中仍有政策“”，例如杀伤力极强的房产税和旨在改善供给的一些有效政策，这些待动用的政策“”一旦发射，我相信，全国一二线城市的房价都会出现应声回落现象。

物价在中国多年的主推因素都是菜价。2010年菜价明显大幅上涨既有长期因素也有短期因素。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大量城郊并入城市，使得全国数以百计千计的原来以蔬菜为主要产品的供应基地变成高楼林立的城市，加之每年又有一千多万农民涌入城市谋求就业，所以，生产基地种菜的人少了吃菜的人却一味增多，一二线城市距蔬菜生产基地越来越远，加之燃油涨价、公路乱收费乱罚款等因素人为阻滞了蔬菜与需求城市之间的供应通道，流通成本不断加大，这些都是极具中国特色的蔬菜及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长期推动因素。2010年中国各地自然灾害偏多，韩国日本等国蔬菜需求激增，这些可视为蔬菜价上涨的短期推动因素。

面对这两类因素，我们应当以平和的心态去研究解决办法。对长期因素应取一些制度的对策，对短期因素则应取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来解决。解决通胀的目的是让老百姓满意。而老百姓又分为城乡两类。农产品涨价，城市老百姓怨声载道而农民则拍手称快；物价下跌，城市老百姓笑逐颜开，而农民则会叫苦不迭。所以在农产品在蔬菜价格上涨问题的应对上不宜取简单的只考虑一方利益不考虑另一方利益的政策措施。我个人认为，对农产品的价格的上涨应抱容忍态度，这样才能在中国这种小户自耕农制度下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当然，中国2010年年初也出现了农产品价格普遍上涨但农民获得利益太少（只有10%左右）大部分利益被流通领域的从业者包括投机者拿走的问题。这种不正常局面必须校正。

如果农产品大幅涨价、涨价的大部分好处又被农民兄弟获得，这应当是好事。我们不是口口声声地说城市反哺农村吗？用市场机制来反哺比我们喊一千个口号更有力。那么，怎样确保农产品涨价大部分利益能为农民获取？我想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多建农贸市场让农民变成自己产品的直销者，如果农产品运输都走绿色通道，农民在农贸市场免收摊位费，全国各大城市在建立了数量足够多的农贸市场后，大中城市的菜价用不上半年就会大幅下跌。我自己有过体验性调查：我附近的四海桥农贸市场里面的青菜价格比憨邻福超市内的菜价大都便宜50%以上，比易初莲花等大型超市的价格便宜得就更多。所以菜价农副产品价格这类在中国CPI中贡献度极大的商品价格控制，措施极为简单：只要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大城市每个城市再建200个左右农贸市场，让农民成为直销主力，CPI的遏制问题根本不困难。通过扩大农民直销比重刺激供给，供给大幅增加拉低价格，到最后城市老百姓也会很满意。在控制物价时首先让农民得到实惠，然后在蔬菜等农产品供给增长价格回落后，城市老百姓又会迂回地得到好处。

2011年，决策层预期通胀控制目标为4%，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这是一个中低水平的通胀率。资料显示，2010年巴西通胀率约为5.9%，俄罗斯约为8.8%，印度为8.58%，越南为11.75%，这四个经济增长较快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胀率均明显高于中国。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取措施应对国内的通胀威胁，另一方面又要有开阔的视野和明智的政策思路，并避免两个极端倾向：一是避免过度依赖行政手段，在农产品价格控制方面，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哄抬价格、扰乱市场的行为当然要坚决打击，但不能对蔬菜和某些农产品设定价格管制线，价格一旦管死就不能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最终会影响供给；二是通胀一抬头就出现“深刻”现象，在一些所谓专家学者误导下大众将通胀的原因不恰当地归咎于央行货币超发，最后给正常的货币政策制定和调节造成不适当的压力。

公众舆论压力下，中国目前的确存在政策不当选择倾向，这个可能的政策偏向就是由2009年的极端宽松转向2011年的过度紧缩，尽管我们的货币政策已被冠名为“稳健”，但在实际操作中极有可能出现信贷指标管理过严、紧缩性政策工具运用过度及相应的监管过度等现象。

与各路人士口口相传的所谓流动性过剩、流动性泛滥的看法不同，据我观察，现在中国商业银行体系的资金在央行连续六次上调存款准备率措施出台后已相当紧张。在2009年时，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大体维持在3.2%的水平上，但到2010年下半年，许多商业银行自行控制的超额准备金率已低至1.5%左右，也就是说央行再用惯用的存款准备金率这一数量型工具实施紧缩政策已有触发商业银行体系流动性风险的可能性。现在，同业市场一年期利率已达5.7%左右，这表明商业银行体系整体资金已经吃紧。

我十分赞赏央行的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对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实施宏观调控必须区别不同情况取有保有压有松有紧区别对待的差异性货币政策，例如，在以通胀为主要敌人时，对商业银行支持农产品特别是有利于增加农副产品供给的相关行业的就应当在指标考核时给出一个扣减系数，中央银行和银监工作人员只要吃得辛苦，我们的着眼于供给调整而不是简单无差别的一味宏观紧缩政策就一定能获得成功。

至于说通胀的外部输入问题，我想这倒不足为虑。由于中国经济业已融入全球化，国际的通胀压力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避免的，我们的政策工具篮子中还有一件一直舍不得动用的法宝——汇率，只要大胆运用这个工具，允许人民币明显升值，外部输入型通胀的负面影响就会大部分被抵消。

原油价大跌！4月15日将调价，油价能降多少？

油价是不会降的，这个毋庸置疑。

虽然我国是石油生产大国，同时也是石油进口和消费大国，油价太高，势必会影响到石油行业及洐生产业的良性发展，进而增加消费者负担，不利于各相关行业循环发展。油价太低呢首先就会威胁到原油开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会导致国家能源安全的保障受到影响。

当然我们国家一定会在国际上的原油定价话语权这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以防国际油价的剧烈波动给我国石油石化企业和终端用户带来巨大市场风险，进而影响各行各业的稳定和发展。近期油价上涨的原因与非商业性因素的影响很大，这也充分说明国际基准油价对我们的影响还是不容忽视的。

所以在油价不会跌下来的时代，我们普通老百姓是丝毫左右不了这个我们一知半解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响应国家号召，低碳出行保护环境，为节省我们自己油箱里燃油的同时也为保护绿色家园贡献微薄之力，油价什么时候能降下来好像忽然间也不纠结了，也可能什么时候出现了石油的替代品并且更环保更廉价，油价自然也就降下来了。

很多车主现在相当怀念之前的5元时代。在那个油价比较低的年代里，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想去哪就去哪。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是由作为仪器工业基础的来源，决定着其他成品和半成品的基础价格。我们作为制造业的支柱产业自然是希望油价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运行，这样才不会影响我们的生产和生活。

但是从目前来看，油价短期内应该是降不下来的。毕竟局势风云变幻，影响价格的因素又是这么多。只能看各方最终博弈的结局了，但是我们期望低油价的心情不应该有所改变。毕竟那一天最终还是会到来的。

资产型通胀

给你个例子，一目了然。

资产型通胀已经到来 经济结构更趋恶化

中国上调成品油期货价格，股市如同吃了一般，急速上窜。我们正在走向以股市救经济、救信心的危险道路。

如果我们把通胀定义为物价的普遍上涨，现在是没有通胀，美国的失业率处于历史高位，不可能发生传统通胀。如果我们把通胀定义为金融危机发生前后的资产型通胀，通胀实际上已经到来。

首先，由于全球流动性开始回升，大宗商品的价格脱离实体经济走出独立行情。

在没有多大需求的情况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快速上涨。6月1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出席国新办发布会时表示，全球原油需求下降而价格急升，与石油储备、金融市场有关。

总的来看，全世界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原油的需求是在下降的。据有关统计资料，大概每天要比过去下降420万桶。但油价最近一段时间涨幅很快，一度涨到了每桶66美元，5月份可能是近10年来单月涨幅最高的一个月。今年1-5月份，油价从最低的每桶37美元到最高的66美元，这个幅度变化也是相当大的。张国宝认为，这与各国收储有关，事实上，也与高盛等金融巨鳄的炒作有关。油价上涨不取决于实体经济需求，而取决于人们对于美元进一步贬值的预期。

其次，美国经济尚未稳定，美债、美元的贬值已经是大概率。

美国国债收益率急剧升值，使购买美国长期国债避险者叫苦不叠，这说明全球投资者风险偏好上升，而美国国债规模发行过大内在价值急贬——美国财政部今年发售约2万亿美元新债，以填补高达1.8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购买者不得不提高收益率才能出售。当然，美元的长债情况更差，弱于短债。指标美国公债收益率近日升至3.75%附近的六个月高位，如果美国继续扩大美债发行量，美债将继续贬值；由美联储购买美国债券，则美元将继续贬值。以前美国国民负债消费，而现在，美国负债救市。

事实上，美国的对冲基金经理已经调整投资结构，进行新一轮博弈，从对冲基金到PE都在复苏过程中。从好的方面说，这是信用市场解冻，资金的交易与流动性增加。从坏的方面说，这是实体经济未复苏之前资本市场一枝独秀，与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一样，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在吸食流动性上瘾，与实体经济已然脱节。

第三，全球经济结构还在恶化。中国出口略有回暖但尚未企稳，通过投资拉动经济，股市与楼市双重刺激拉动GDP增长，中国经济结构在目前的架构中很难调整到位。投资向国有企业倾斜，股市在流动性增长初期茫无头绪炒作概念，而现在指针已经明显偏向垄断型企业，如石化双雄、如金融地产等。中国正在步入提高国企效率的漫长试验期，通过资金给国企注入资金，一旦市场稳定，新股IPO与创业板将陆续推出，创造出源源不断的大小限。

美国虽然承诺对美元信用负责，虽然美国财政部、证监会等机构力促金融衍生品场外交易透明化，但目前的举措在刺激场外交易复苏。考虑到庞大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据总部位于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BIS)估计，10年之前约有100万亿美元的未清算交易，到2008年末达到近600万亿美元未清算，是全球股票市值的16倍（全球生产总值的10倍），可以肯定，美国无法对金融衍生品痛下整治的决心，他们还会回到“提升金融生产力”的老路上去。

看看最近的一系列举措，真正起到作用的是增加投资、释放信贷、以的订单保证了购经理人指数等重要指标的上涨。对于钢材的结构性调整和基础建设、房地产投资的回暖，使得中国的钢材市场出现了高附加值产品过剩而普通长材供需两旺的反常情况。由此一斑，可见办公室里的“空调”根本无法制造出一套可以按照市场状况进行及时调整的经济体制。制造需求，制订经济结构比例，最后银行与国企联合买单。

我们面前有两条路，或者回到金融危机以前的市场，承认对于资金流动性的贪欲是金融时代不可避免的代价。由下一个金融泡沫取代前一个金融泡沫；或者中美两国认真探讨改革的办法，中国增加内需而美国信守财政纪律，不要在赤字之路上滑得更远。这将使转型过程充满痛苦。

平滑转型，由来控制泡沫的大小，是个美好的梦想。

注：发改委半夜鸡叫，成品油价涨了。所谓“近日”不调油价，就是四天时间。这似乎在提醒消费者，相信承诺是可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