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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1、交通能源与环境问题是21世纪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对我国尤为严峻

目前世界汽车保有量约8亿辆，预计到2020年全球汽车保有量将达到12亿辆，主要增量来自发展中国家。国际能源机构（IEA）的统计数据表明，2001年全球57%的石油消费在交通领域（其中美国达到67%）。预计到2020年交通用油占全球石油总消耗的62%以上。美国能源部预测，2020年以后，全球石油需求与常规石油供给之间将出现净缺口，2050年的供需缺口几乎相当于2000年世界石油总产量的两倍。与此同时，交通能源消耗也是造成局部环境污染和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为此，全球已达成共识：交通能源转型势在必行。

近年来，我国汽车业迅猛发展。2005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均超过570万辆，分别居世界第三位和第二位，自主品牌轿车和汽车出口均出现大幅增长。预计2020年前我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国和主要的汽车出口国之一。我国目前的汽车人均保有量还很低，2003年每千人汽车保有量仅为美国的2.5%（19辆），大约相当于美国90年前的水平，是世界上汽车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预计2020年汽车保有量将达到1.3～1.5亿辆。但是，当我国刚刚到达汽车社会门槛，车用石油消费在石油总消费中的比例（1/3以下）还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时（1/2以上），我们已经感受到了石油供应的日益紧张。同时，车用石油消耗所产生的空气污染和CO2排放也正在变成愈来愈严重的问题，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CO2排放国，由此产生的国际政治和经济争端将会愈演愈烈。这充分表明，我国所面临的石油安全与交通能源问题将来势更猛、影响更大、挑战更加严峻。按传统交通能源动力系统发展下去，不可持续，实现我国交通能源动力系统转型是大势所趋。

2、未来20年是我国交通能源动力系统转型的战略机遇期

历史上，交通能源动力系统变革一直处于技术革命和经济转型的核心位置。十九世纪，煤和蒸汽机火车引发了欧洲的工业革命，开创了人类的工业经济和工业文明；二十世纪，石油和内燃机汽车促成了美国的经济腾飞，把人类带入了基于石油的经济体系与物质繁荣，也带来了能源环境的巨大挑战。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替代燃料和混合动力为代表的各种新型汽车能源动力技术迅猛发展，相互竞争，引发了一场新的技术变革，预示着人类将要进入后石油时代过渡期和能源动力技术创新突破的机遇期。

这场能源动力系统变革的主要趋势是汽车能源多元化、汽车动力电气化和汽车排放洁净化：基于可再生能源的生物燃料对于各种车辆具有良好的适用性，成为各国共同推广的新型燃料；混合动力作为新型汽车能源动力技术共性平台，继承了先进内燃机技术，结合高效洁净的电力驱动方式，既充分利用现有燃料基础设施，又能包容各种新型燃料，现已成为新型动力汽车产业化的里程碑；燃料电池作为一种新兴能量转换装置，尽管目前还存在很多需要克服的技术障碍，但其作为新一代汽车能源动力系统的远期解决方案仍然被全球所看好。

汽车能源动力技术的变革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混合动力有望在近中期逐步普及；燃料电池汽车的规模商业化大约在2020年以后。面向中长期的汽车技术发展，我国汽车所处的这一技术变革时期为我国交通能源动力系统变革提供了历史机遇。

机遇之一：中国的资源和能源状况适合发展新能源交通动力系统。中国缺油、少气、多煤，这一结构特点给交通能源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基于各种资源特点的多种替代燃料可以充分发挥我国地域辽阔和资源多样性的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基于煤炭的燃料工业、基于生物质的农业能源和基于天然气的各种气体燃料技术，从而实现交通能源来源的多样化。同时，从我国城乡布局看，城市模式以大城市群为主要特点，汽车燃料基础设施比较集中，有利于燃料清洁化管理和监督。我国广大农村，随地区不同，其一次能源资源特点也不同，这比较适合发展一次能源来源多元化、燃料制取和消费当地化的燃料供应体系。

机遇之二：我国具有实现交通能源动力系统变革的后发优势。从我国汽车发展阶段看，具有后发优势。尽管发达国家政府均大力推动各种代用燃料汽车的应用和向氢能燃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的转型，但是其传统汽车产业庞大，石油基础设施完善，消费习惯难以转变，实施转型社会成本高昂，转型难度很大。而我国汽车工业刚刚发展起来，汽车普及率低，因而在汽车动力系统发展战略选择上，有更大的自由度。相对常规汽车而言，我国在新能源汽车研发和产业化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如果政策得当，可以在世界上率先实现转型。

机遇之三：实施汽车动力系统变革，是多年来我国发展清洁汽车和电动汽车成功实践的战略总结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对我国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和实现我国汽车工业跨越发展的战略考虑，“九五”期间，科技部会同有关部委组织实施了“清洁汽车行动”，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目前，全国已有燃气汽车22万辆，加气站700余座，年替代石油150万吨。而且天然气汽车呈现快速增长势头，预计今后几年将进入大规模推广应用阶段。“十五”期间，科技部组织实施了“电动汽车重大科技专项”，国家投入8.8亿元，是最大的科技专项之一。全国200余家单位、2000多名骨干科技人员直接参与实施，初步形成了官、产、学、研合作机制。目前，小型纯电动车辆已经开始小规模产业化，混合动力汽车已有多个车型通过国家认证成为产品，燃料电池汽车已进入示范考核运行阶段。自主开发的燃料电池、动力蓄电池、驱动电机和电子控制系统具备批量化生产能力。这为我国汽车动力转型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技术、人才和实践基础。

二、我国交通能源动力系统发展的战略选择

基于我国汽车能源动力系统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我国汽车能源动力系统发展目标应当是立足转型、尽快转型。但是，新型汽车能源动力系统与现有汽车能源动力系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我国当前汽车产业发展和节能环保问题还要靠现有汽车能源动力技术解决。为此，应当选择一种“过渡”和“转型”并行互动、协调发展的战略。一方面，发展节能汽车解决紧迫的能源安全问题，另一方面，开展新能源汽车研究，瞄准未来汽车竞争制高点和实现汽车能源动力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1、节能汽车

优化现有以石油和内燃机为基础的车用能源动力系统，发展节能汽车，重点发展直喷式内燃机及其混合动力系统。利用现有液体燃料基础设施，实施汽柴油清洁化战略，逐步与国际燃油规范接轨；大力发展各种合成燃料，尤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煤基合成燃料，并与汽柴油混合，形成新型清洁燃料。

2000年以来，我国汽车（包括农用汽车）汽柴油年消费约占全国汽柴油消费总量的一半，石油消费的1/3左右。这一数据说明三个问题：1）车用汽柴油消费总量与石油消费总量同步快速增长。考虑到汽车市场的持续升温，石油安全风险很大。2）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我国汽柴油消费占石油总消费的比例较低。通过石油消费结构调整优化，可实施汽车燃料的间接替代。主要是通过置换方式将替代难度较小的工业燃料等用非石油产品先行替代，将其原先使用的石油燃料用于汽车。则在相同石油消费总量下，车用燃料消费总量大约具有20％以上的上升空间。3）我国目前车用燃油消费总量与汽车保有量之比偏高，也即汽车油耗量偏大，节能的潜力巨大。2002年，我国计入农用车和摩托车后的等效平均单车年耗油量约为1.5吨，接近美国2000年的平均单车年耗油量，而大大高于2000年的法国(1.2吨)和日本（1吨）。平均单车年耗油量取决于车辆技术、车型结构和行驶里程以及运行工况等因素,中长期均有较大的改善潜力。根据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能源领域战略研究结果，建议2020年我国汽车节能目标为：在汽车保有量调节在1.5亿辆以内的前提下，平均单车年油耗量控制在1吨左右。与目前相比，节约1/3左右，节油潜力7000万吨左右。汽车燃油消耗总量控制在1.5～2亿吨。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关键的节能汽车能源动力技术如下：

（1）高效柴油发动机技术

轿车柴油机节能效果与汽油混合动力不相上下。据发展研究中心分析预测，如果2020年我国柴油轿车发展到乘用车的20％，则当年可节约燃料1880万吨。为此应当在我国发展先进的柴油轿车，但是必须解决好排放控制关键技术问题。主要包括：柴油机电控技术，排气后处理技术和清洁柴油与代用柴油技术；柴油机电控高压燃油喷射系统和智能化发动机电子管理系统，是绿色高效柴油机核心关键技术，应当大力发展；柴油机排放控制可采取如下应对策略：EGR（废气再循环）技术成熟，效果显著，应尽快推广使用；DPF（微粒捕捉器）技术2010年前将会在欧洲柴油轿车普及，我国需加快应用速度；NOx（氮氧化物）催化转换器技术路线需要慎重选择，SCR在商用车中的应用应当引起重视；发展合成柴油和生物柴油对解决柴油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大意义，要大力发展代用柴油技术，力争在2020年，将生产能力提高到1000万吨以上。根据2002年统计，我国农用车所消耗的柴油总量与常规柴油车的柴油消耗总量不相上下。开发节能、经济的新型农用车并逐步采用农业能源作为燃料对于汽车节能和发展农村经济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2）节能汽油发动机技术

当前，我国的轿车基本上是汽油轿车，目前采用的轿车汽油发动机还有20％以上的节能潜力。汽油发动机节能技术的发展呈如下趋势：缸内直喷技术、电辅助增压、电动气门、可变压缩比、停缸控制技术等将在今后五年规模产业化。世界各国正在对直喷汽油发动机技术开展深入研究。以日本为代表的非均质直喷技术面临燃烧稳定性和后处理等问题，以欧洲为代表的均质直喷技术正在兴起。电动气门与无凸轮发动机技术也在突破之中。电动气门具有与电控喷射同等重要的意义，它将给发动机空气系统控制和循环过程管理带来一系列节能技术变革，如取消节气门，可变压缩比、部分停缸等。目前我国轿车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在中小城市和农村，摩托车和三轮摩托车是主要个人交通工具，保有量已达1.2亿辆以上，其节能环保水平急待提高，其升级换代趋势值得关注。有针对性的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超微型节能汽油车具有重要的节能意义和市场前景。

（3）先进的混合内燃机技术

先进内燃机的发展呈现多重混合化趋势。

燃料供应的混合：常规汽柴油与代用燃料混合。以常规汽柴油为主，将各种代用燃料，包括醇醚燃料与汽柴油掺混并进行适当设计将会成为主流燃料技术。

燃烧方式的混合：汽油机均质充气与柴油机压燃点燃混合。以燃料混合技术和控制技术为基础，综合汽油机和柴油机两种燃烧方式优点的均质压燃HCCI内燃机技术正在兴起。

输出功率的混合：内燃机与电机功率的混合。新型集成化大功率启动电机/发电机一体化装置ISG与新型电源系统技术既是内燃机电控技术的扩展和深化，也是复杂混合动力传动系统的基础模块技术。内燃机的混合化是联结现有汽车节能环保技术与新能源汽车技术之间的桥梁。

2、新能源汽车

开发新一代车用能源动力系统，发展新能源汽车。重点发展各种液体代用燃料发动机及其混合动力汽车，逐步过渡到采用生物燃料的混合动力和可充电的混合动力；进一步发展以天然气为主体的气体燃料基础设施，分步建设长期可持续利用的气体燃料供应网络；以天然气发动机为基础，发展各种燃气动力，尤其是天然气/氢气内燃机及其混合动力；发展新一代燃料电池发动机及其混合动力，到2020年，达到规模商业化水平；大力推进动力电池的技术进步，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纯电动车尤其是微型纯电动车。以城市公交车辆为重点，以点带面，稳步推进新能源汽车的示范与商业化。

（1）车用能源转型的方向和重点

车用能源转型的方向将从石油、天然气/煤层气、煤基燃料向生物质燃料和化石能、核能及可再生能源制氢和发电过渡。从资源来源看，中长期车用石油替代燃料的主体将来自三方面：煤基燃料、生物燃料、天然气燃料。到2020年，总量将可达到3000万吨以上，占车用燃料总消费的15％～20％，与欧盟的预期目标基本相同。从车辆应用角度看，车用代用燃料主要有三类：含氧燃料（醇/醚/酯）、合成油（BTL/CTL/GTL）、气体燃料（甲烷气/合成气/氢气）。含氧燃料技术成熟，是近期推广应用的重点，一般以掺混使用为宜。合成油与现有车辆技术体系和基础设施完全兼容，而且是一种优质的环保燃料。其技术也还有较大的改进余地。从中长期看，将成为一种主体代用燃料。气体燃料中，甲烷气是近中期的重点，以天然气为例， 2020年，我国天然气供应量可达到1200亿m3以上，如拿出10％左右用于汽车就可替代1000万吨左右汽柴油；合成气是各种一次能源通过气化工艺制成的富氢气体，是各种汽车新型燃料的原料气，也可直接用作车用燃料，在车用能源转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氢气是一种原料来源广泛、尾气排放为零的环保燃料，是车用能源转型的战略目标之一。根据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我国将从基础科学研究、前沿技术创新、工程应用开发等多个层面实施对氢能技术的重点突破。

（2）汽车动力转型与混合动力

汽车动力系统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燃料、发动机、动力传动系统三个主要层次。根据生命周期循环分析，从油井到车轮的效率来看，源于石油的最佳组合是：汽油/柴油—内燃机—混合动力；源于天然气、煤的氢燃料电池及其混合动力可与合成燃料内燃机及其混合动力竞争。近年来，汽车动力系统最大的突破是混合动力技术，它为汽车动力系统的转型奠定了基础平台。

当前，内燃机混合动力轿车产业化是动力转型的里程碑。采用混联式汽油混合动力系统的轿车城市工况可节油40%左右。混合动力还为汽车排放控制尤其是城市工况条件下的排放控制提供了有效的新途径。鉴于我国私人轿车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混合动力轿车非常适合在我国推广使用。同时,我国是一个公交车大国,在公交车中推广使用混合动力车辆也具有重要的节能环保意义。要借鉴我国汽车产业在发动机电控喷射等技术变革中所积累的开发经验和商业模式，并通过税收优惠等激励政策，大力开发和推广混合动力。

今后，发展我国混合动力有两条技术路线值得重视：一是轿车混合动力的模块化。通过功能模块的发展与组合逐步推进汽车动力的电气化。从只具备自动启停、怠速关机功能的“微混合（micro-hybrid）”、以并联式混合动力发动机为主体的“轻混合(mild-hybrid)”和以混联式为特征的“全混合(full-hybrid)”，随着电功率的比例逐步提高，最终过渡到串联式“可充电混合(plug-in-hybrid)”。二是城市客车混合动力系统的平台化。发电机组+驱动电机+储能装置构成了混合动力系统的基本技术平台。通过换用不同的辅助动力总成(APU)适应从汽、柴油内燃机到氢能燃料电池各种不同的能源动力转化装置，形成油—电、气—电、电—电各种不同混合动力，促进动力系统的平稳过渡与转型。

（3）汽车能源动力转型的关键与瓶颈：动力蓄电池和氢能燃料电池

目前，新型动力电池尚不能很好满足汽车使用要求，即使对于已经产业化的国外混合动力轿车用动力电池也还存在初始成本高，使用寿命短等问题。动力蓄电池同时涉及混合动力、纯电动和燃料电池三种电动汽车，因此动力系统的转型将强烈依赖电池技术的突破。尽管混合动力的产业化会大大促进动力电池尤其是高功率型动力电池的技术进步，但是近三十年来车用动力电池研发的经验表明其技术进步过程将呈现出长期、稳步和渐变的特征。

氢燃料电池系统是最具效率潜力的车用发动机，并能带来全新的汽车设计概念。据IEA2004年统计，全球能源科技研发公共资金投入中约12％投向了氢能燃料电池。近年来，燃料电池汽车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例如电堆大规模生产成本已降低到接近100美元/千瓦。但是，车用燃料电池商业化还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寿命仍需提高两倍以上，还有储氢、氢源基础设施等重大问题有待解决。以低温膜和碳极板为标志的车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技术研发和投资的第一高潮已经过去。以复合增强高温膜、低铂催化剂和金属双极板为标志的新一代技术正在兴起。美国能源部2005年8月发布最新技术路线图，美国国会批准继续加大氢能燃料电池投入，全球正在为燃料电池产业化而继续努力，我国在氢能燃料电池技术竞争中处于除日本、加拿大、美国之后的第二行列。

总体上讲，燃料电池是车用动力系统的一个长远解决方案。其中，燃料电池城市大客车可望率先实现商业化。美国正在实施国家计划，目标是到2015年使燃料电池城市客车占到新增城市公交车的10％。相比而言，城市公交在我国更具战略地位，我国大客车产业更具国际竞争力。应当把燃料电池大客车作为燃料电池汽车商业化的突破口。

（4）我国新型能源动力汽车发展趋势与进程展望

综合国外各种研究预测和各大国际汽车公司与能源公司的技术发展路线图，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和发展现状，可初步展望我国汽车能源动力系统的转型趋势：

1）2010年左右，随着石油价格的上涨和燃油税的征收以及排放法规与国际接轨，我国汽车能源动力系统技术转型的转折点将会出现。以混合动力和混合燃料为主体的新能源动力系统车辆产业化高潮将会到来。

2）2020年左右，随着常规石油供需缺口的出现和CO2政策法规的实施以及燃料电池、动力电池等新型能源动力技术的进步，我国汽车能源动力系统技术转型将取得进一步突破，燃料电池轿车产业化可望兴起。

3）21世纪上半叶，基于各种液体燃料及其基础设施的先进内燃机与混合动力车、基于各种气体燃料及其基础设施的燃气与燃料电池车、基于电燃料及其基础设施的纯电动车在将会长期并存。其中先进内燃机与混合动力车将占主导地位。燃气与燃料电池车以及纯电动车之和在21世纪中叶前后可望达到汽车销量的1/3～1/2。

我国新型汽车能源动力系统的发展进程路线将是沿着中国特色之路逐步走向世界前沿。

◎内燃机及其混合动力车将会出现适合我国城市工况的轻度混合动力小型车、适合地区特点的超微型汽油车等特色车型，其所用燃料近中期将以汽柴油为主，掺混少量替代燃料。中远期，各种替代燃料的比例将会逐步加大逐步发展出基于生物燃料的充电式（plug-in）内燃混合动力车；

◎燃气与燃料电池车将从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公交车队、燃料电池混合动力公交车队，逐步发展出规模产业化的氢能燃料电池轿车；

◎纯电动车将从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电动自行车生产国（年产1000万辆），发展出装备先进动力电池的微型电动车并广泛推广使用。

考虑到新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广中的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上述预测是一种比较初步和粗略的估计，需要根据新的进展加以修正。但这一展望可以作为我们努力争取的目标。

三、我国应采取的科技对策

基于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过渡”与“转型”的双重发展战略，我国汽车能源动力系统的科技对策可遵循三条基本技术路线。三管齐下，并行互动：

（1）开发和推广先进内燃机与混合动力汽车，解决紧迫的节能与环保问题并促进自主品牌汽车发展，推进动力系统技术转型。

（2）研发和应用气体燃料、煤基燃料和生物燃料等汽车代用燃料，促进交通能源来源多元化，同时有步骤的推动基础设施的扩展和转型。

（3）开展燃料电池汽车和纯电动车的研发、示范和产业化，促进新能源电动汽车技术创新与重点跨越。

近年来，国家攻关计划、清洁汽车行动、电动汽车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变革。根据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今后将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我国汽车能源动力科技创新与产业化。为此建议：

1）以2020年节约和替代车用燃料总量达到1亿吨（节约7000万吨，替代3000万吨）为目标，推进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并行互动与协调发展战略。在市场方面，要以节能汽车为主体,大力发展小型化和微型化的节能环保国民车，尽快实施燃油税，加大油耗法规推进力度。在研发方面，要以新能源汽车为战略重点，紧紧抓住未来二十年汽车能源动力系统技术变革的战略机遇期，官产学研联合攻关，实现中国汽车产业由产量大国到技术强国的跨越发展。

2）采用“置换”（间接替代）、“掺混”（部分替代）、“代替”（全部替代）三管齐下，先易后难、稳步发展汽车替代能源；大力发展煤基、生物质基、天然气基石油替代燃料，促进交通能源多元化；继续发展燃油、燃气、电三种燃料/能源的基础设施，实现交通能源载体尽可能的兼容性和一体化；

3）开发醇/醚/酯含氧燃料、BTL/CTL/GTL合成油、天然气/合成气/氢气气体燃料三大类代用燃料技术及其车辆应用技术，推进汽车燃料因时、因地、有序、有限的多元化；液体代用燃料宜以掺混应用为主，通过合理的燃料设计、优化的整车匹配和规范的油品管理，逐步替代石油基汽柴油；全力推进车用燃料技术创新尤其是合成气技术、氢储运技术等，建立代用燃料的基础技术平台，以适应交通能源转型过程中代用燃料品种的变化与过渡；

4）以先进内燃机及其混合动力系统、燃料电池发动机及其混合动力系统和动力电池/超级电容及其电力驱动系统为核心，深入开展新型动力系统关键技术攻关，掌握成套知识产权，建立相关产业体系；以轻度混合动力轿车产业化为先导，带动各种混合动力轿车的研发与规模商业化，实现自主品牌轿车的跨越式发展；以我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年产销量超过1000万辆的电动自行车产业为基础，改变传统的汽车文化习惯并修订相关的标准法规，以微型车为主体，发展适合我国国情、具有我国特色的纯电动车辆；

5）以城市车辆为重点，加大各种新能源电动汽车市场开发力度。以混合动力为统一平台，通过平台化、系列化实现规模化，通过规模化推动高端技术——燃料电池汽车商业化；以政策标准法规为导向，促进轿车小型化、公交优先化，推动交通理念和消费观念的全面进步,为符合中国国情的自主创新技术创造市场环境。（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主任、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转自《清华人》）

经济学论文1500字

写作思路：首先可以开篇点题，直接给出文章的主旨，接着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观点，用举例子的方式来进行阐述论证自己的看法，中心要明确等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是继续迈大步子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体现。我国的发展道路，历来都是建立在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上的，将全民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作为目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

长期以来都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代接轨，与全球接轨，最终目的就是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宏伟中国梦付诸于实践中，落实在行动上。我党成立的出发点便是实现人民的利益，党和政府的一切行动和政策都是为了群众，让老百姓享有自由、民主和平等，享有法律和政策的保护，享有应该享有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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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运动

汽车运动的起源：“赛车”一词来自法文（Grand Prix），意思是大奖赛。在国外，汽车比赛几乎与汽车具有同样长的历史。今天，各式各样的汽车比赛被统称为现代汽车运动，它是世界范围内一项影响较大的体育运动。多姿多彩的汽车运动使这一冷冰冰的钢铁机器充满了柔情蜜意，同时，汽车运动的激烈、惊险、浪漫、刺激，不仅仅使成千上万的观众为之痴迷，而且还使世界汽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

汽车运动是指汽车在封闭场地内、道路上或野外比赛速度、驾驶技术和性能的一种运动项目。19世纪80年代，欧洲大陆出现了最早的汽车。汽车运动也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而兴起。从第一辆汽车被生产出来到第一次汽车比赛的举行只不过十年的时间。起初，汽车比赛的目的只是汽车生产厂家为了检查车辆的性能，宣传使用汽车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因此汽车生产厂家积极资助，推销其产品。1894年，Le Petit 日报的Pierre Gifard组织了世界上第一次汽车比赛，线路由巴黎到鲁昂（Rouen），共80英里。这次比赛远不及今天大奖赛扣人心弦，引用当时的话说“without danger, easy to handle and cheap to run!”。

汽车运动的魅力：与通常的体育运动相比，汽车运动不仅是车手个人技艺、意志和胆量的竞争，而且是汽车设计、产品质量的角逐，这种独具特色的双重性运动，更能体现人类精英与高新科技最完美的结合，体现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能力。有了具有高科技产品的汽车公司做后盾，有了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大企业集团的资助，再加之热心汽车运动的人们的积极参与，这就是汽车运动能够经久不衰的关键所在。汽车比赛不断推动着世界和各国汽车工业的技术革命，而汽车工业的日新月异的变革又推动了汽车运动水平的不断提高。汽车运动自始至终围绕交通车和专门特制赛车这两大类车种发展。有钱人驾着刚刚问世不久的汽车，炫耀他们的“绅士派头”已成为历史。如今汽车甲级赛（即F1）驾驶员，他们身穿类似潜水员潜水服的长袖防火服，头盔和宇航员戴的差不多。

现在的汽车赛已完全成为一种职业活动，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在赛车场，那些五彩缤纷的赛车，随着一声令下，竟相出发，开足马力冲向前方。车手门你追我赶的争先表演，赛车如万马奔腾一泻千里而过的彩场面非常壮观，这对20～30万的现场观众和数以亿计的电视观众来说极丰富刺激。

汽车运动的魅力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有助于改善汽车的性能; 是强化的道路实验；动态车展最佳广告；促进汽车大众化。

汽车赛是集人与车为一体的综合较量。与通常的体育运动相比，汽车运动不仅是车手个人技艺、意志和胆量的竞争，而且是汽车设计，产品质量的角逐。这种独具特色的双重性运动，更能体现人类精英与高新科技最完美的结合，体现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能力。

作为一项群众性体育活动，赛车不仅体现着技术革新的步伐，也体现出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它壮观而激烈，充满着冒险的情趣，因而激起越来越多人的狂热。每次大奖赛到来，总有成千上万的爱好者趋之若鹜。英国以每张1500美元的往返机票组织人们前往巴西观看汽车大赛；葡萄牙人和意大利人则成群结队地乘火车奔奥地利观看比赛。联邦德国、英国和南非，是甲级赛车的会聚之地，每次都有不下10万人前往观看。

汽车赛是车战？商战？金融战还是科技战？谁也无法说清。它那丰富而又复杂的内涵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项体育运动。总之，有了具有高科技产品的汽车公司做后盾，有了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企业集团的资助，再加上热心汽车运动的人们的积极参与，这就是汽车运动能够经久不衰的关键所在。

随着我国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汽车的理解和认识也在逐步加深，作为汽车产业链的下游环节，汽车运动产业近年来开始在国内落地生根。“热衷于汽车运动的人越来越多，除了喜欢观看汽车赛事外，中国职业车手的队伍也在迅速壮大，他们已经开始出现在国际顶级汽车赛事中。”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有关人士表示，汽车运动已经成为一部分中国老百姓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观看各类汽车赛事更是成了都市时尚人群的生活方式。

记者从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了解到，随着F1、GT这样的世界顶级汽车赛事相继落户中国，中国国内的各项汽车赛事近年来也风起云涌，诸如全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全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全国卡丁车锦标赛等一系列赛车运动，已经在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的年度赛程上被排得满满当当。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8月23日国产汽车品牌吉利与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握手，成为亚洲吉利方程式国际公开赛的汽车赞助商，为大赛提供车辆赞助。目前，亚洲吉利方程式国际公开赛是国际汽联认可的国际方程式赛事，并成为中国最高级别的方程式赛事。

国际上的汽车赛事已经形成了成熟而完整的商业价值链，其所带来的市场回报相当诱人。以F1为例，据历年来的保守统计，国际标准的F1赛车场每年仅车赛就可吸引数以万计的人从世界各地汇聚而来，每场比赛现场观众可达到20万到30万人，而每张入场券的价格通常在100美元到2000美元间不等。其次，F1大赛向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转播，世界各大报刊都报道每场比赛赛况，其所吸引的观众和读者可高达60亿人次。F1历年经济数据表明，企业跻身赛车运动，利用赛事推广的市场回报率远高于其他的市场推广方式。

随着中国汽车市场景气的提升，加之外来汽车文化的强力冲击，有报告预测，如果在我国大力发展汽车运动产业，由此会带动整个中国的汽车产业，并将最终为我国GDP增长做出重要贡献。汽车运动的直接效应体现在汽车销售、零配件销售、驾驶培训等领域，间接效应体现在因赛事而产生的媒体直播、旅游等，所涉及的行业不下数十个。

尽管国内的汽车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但应该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国的汽车运动还处于起步阶段，经济回报十分有限。原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主席石天曙认为，以目前国内注册的30家俱乐部，400多辆赛车，以及每年四站汽车拉力锦标赛、五站卡丁车赛的基础，还无法形成产业化发展的实质意义。

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赛车运动的软肋所在：资金、技术、人才这三方面的缺一不可。

资金是关键既然赛车运动被称为“烧钱”运动，勿需质疑，资金成为赛车运动发展的最大瓶颈。无论是F1这样的国际赛事，还是AGF、CCC等亚洲赛事，是否有足够的赞助商和赞助金额是一支车队生存壮大，赛事顺利进行，推广达到预期效果的关键所在。

技术是保障一个没有自身核心技术的车队或者厂商，是无法在赛车世界里觅得一席之地；同样，一个在汽车行业没有自主研发能力的国家，也是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赛车大国。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赛车运动较发达国家相比，一开始就多少有些“先天不足”，不具明显优势的核心技术已经成为制约中国赛车运动发展的最大障碍，且这种软肋并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推广和商业运作来弥补。

人才是持续性发展的前提对于赛车运动而言，最为稀缺的是车手资源，据不完全统计，每年获得国际汽联超级驾驶执照的人，全世界恐怕就只有10多人，且多数是来自欧美、日本等汽车运动发展较为发达的国家。虽然中国的赛车运动还存在资金、技术、人才等软肋，但是06的AGF、CCC等赛事已经向全世界证明了国人在赛车运动方面无可限量的潜力，正是这些潜力将使得中国赛车运动“钱途”光明，最终会跻身于世界赛事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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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喷车冷起动困难故障的简易修复

一、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一部’94曰产蓝鸟轿车，由于发动机ECU的部分控制功能有故障，造成该车冷起动困难，通过增加一个由水温传感器和继电器组成的电路，即使不更换新的ECU这一昂贵电脑部件，也能使该轿车回复良好的起动性能。

关键词：冷起动困难；喷油脉宽；水温传感器

二、前言

汽车电子控制燃油喷射发动机是机电一体化高新技术的产物，尤其是发动机的控制系统，它设置有多个传感器、执行器和电子控制元件。控制系统工作时，各种信号相互交叉渗透，控制进气、喷油和点火。一旦发生故障，则症状的界限模糊。而且只是局部发生故障而其他部分仍完好的可能性极高。而控制单元一般都是一个整体，为排除局部故障而去整体更换总成，经济上不合算。所以我们必须全面深刻了解电子控制燃油喷射发动机的结构原理，掌握有关功能作用，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和维修技巧，制定出切实可行而又经济的维修方案，通过采取一些简单的补偿措施，去弥补这部分的功能作用。以达到排除此局部故障的目的。

三、正文

(一)故障现象

有台’94曰产蓝鸟U13的轿车，发动机型号为SB20DE，冷起动时，要起动十多次才能着车，起动时踩不踩油门对着车影响不大，热车相对好一些，起动后发动机工作一切正常，无其他异常现象。但这起动困难的现象会大大缩短蓄电池和起动机的使用寿命。

(二)故障检测与分析

电子控制燃油喷射系统的发动机，工作时，通过控制系统不断地检测各传感器输入的信号，按程序中设定的算法进行运算，计算出最佳喷油量、最佳初级电路导通时间，并转变成控制信号，控制喷油器、点火线圈等执行机构工作，以控制喷油量和点火提前角。从而使发动机在各种工况下都能获得最佳工作状态。

从汽油发动机的工作原理可知，要使发动机能顺利着车，必须具备以下条件：①供给的混合气要符合工作状况所需的空燃比(浓度)；②工作时要有合适的气缸压缩压力和喷油压力；③点火时要有足够的电火花能量。为诊断出上述车辆故障的原因，根据上述的分析进行如下的检测：

(1)起动发动机，连续4次起动，都没有着车迹象。把油门踏到底，再继续起动2次，依然没有着火迹象。用万用表测量，起动时蓄电池电压为11V，属于正常。用声音探听器对着喷油器，起动时可听到针阀“嗒、嗒”的动作声，喷油器动作正常。

(2)拔掉中央高压线对着缸盖约距7mm，起动发动机试火，高压线发出呈蓝白色的强火花，声音响亮、不断火。拆下4个缸的火花塞，没有发现湿润现象。把火花塞分别插到分火线上，插回中央高压线试火，发出火花也正常。

(3)拔下燃油泵保险丝，起动3次，释放燃油压力，测量冷车状态下的气缸压力。依次测得4个气缸的气缸压力值为1108kPa、1110kPa、1112kPa、1110kPa，与标准值1226kPa(热机状态下测得)及最小值1030kPa(热机状态下测得)相比较是正常的。

(4)测量燃油压力。把燃油压力表用三通管连接在汽油滤清器至发动机输油管中间，装回燃油泵保险丝，打开点火开关，重复一次，看到压力表读数为295kPa，起动时燃油压力不下降，与标准值294kPa相比是正常的。

(5)分析以上测试结果，发动机起动时喷油压力、电火花能量、压缩压力等均正常，故障原因可能是混合气的浓度过稀所致。于是拆开空气滤清器上盖，用化油器清洗剂边加浓、边起动，结果一起动，即能着车，再重复2次，都能顺利着车，证明上述判断是正确的。

那么，影响混合气浓度的因素有哪些呢?辅助空气控制AAC阀、节气门传感器、空气流量计、水温传感器等都有可能。但从该车故障现象和已检测的结果分析，起动后发动机工作正常。发动机故障灯又没有亮起，以及参照ECU的故障——保险系统的设置条件，节气门传感器、空气流量计、水温传感器至少没有存在硬性故障。辅助空气控制AAC阀也不会在起动时造成混合气过稀现象。根据电子控制燃油喷射系统的工作原理，发动机在起动时，ECU在收到起动信号后，会提供起动加浓补偿喷油脉宽，补偿量的大小取决于检测到的发动机温度。现在问题是在起动时ECU有没有收到起动信号?水温传感器信号有没有问题?提供的喷油脉宽补偿量够不够?参阅BLUEBIRD U13 SR20DE发动机的线路图(见附页)，用万能表测量ECU的34号脚，在起动时的电压为llV，证明已有起动信号送至ECU。拔掉水温传感器配线插头，打开点火开关，测量信号电压为4.9V，属于正常。测量此时水温传感器的电阻为1.4kΩ。关闭点火开关，拆下电池头，拔掉ECU配线插头，测量水温传感器配线到对应ECU的18号、21号脚接柱，正常导通。装回配线插头及电池头。再更换一个新的水温传感器、实测电阻为1.5kΩ，插上配线插头，起动发动机，仍然不能马上着车。说明该车水温传感器无问题。

(6)用发动机故障检测仪测量喷油脉宽，连接好配线，打开点火开关，点击菜单进入故障诊断程序。首先，读取发动机故障码，显示“系统正常”。选择“读取数据流”显示当前温度为30℃起动发动机，喷油脉宽为8.8ms。由于查不到起动时相关详细的喷油脉宽数据资料，故只能用另外一台同一型号的正常车去测取数据作为参考。用检测仪实测得到的不同温度下正常车起动时的喷油脉宽数值如表1。

表1

发动机温度(℃) 起动时喷油脉宽(ms)

26 sp; 12.4

30 11.3

60 9.5

80 9.0

(三)故障诊断

通过与测得的数据对比分析，发现该车在起动时的喷油脉宽加浓补偿痹积常车小了。会不会是ECU自身出了问题呢?为了尽快得出结论，决定将正常车的ECU与其互换。结果该车互换ECU后冷起动能顺利着车，重复几次，都能顺利起动。而另外一台“正常车”却不能马上起动，要在第四次起动后才能着车。试验结果说明了该车冷起动困难就是由于ECU自身存在故障造成的。

装回该车有故障的ECU，拔下水温传感器插头，冷车起动发动机，着车顺利，但此时发动机故障灯亮起，读取发动机故障码为“13”，表示水温传感器故障，表明ECU已启动故障—保险系统。按20℃时预存值进行起动，此时测得20℃的预存起动喷油脉宽为17.8ms。根据前面检查，正常车发动机在温度30℃时起动喷油脉宽为11.5ms，而测得该车在当前温度30℃时，喷油脉宽只为8.7ms，由此得出结论，在同一温度下，ECU内预存的起动喷油脉宽与依据水温传感器信号所提供的起动喷油脉宽存在一定的差值。

这就反映出该ECU在发动机冷起动时所检测到的信号，不能运算出对应起动温度所需要的喷油脉宽，使喷油脉宽减少，造成起动时喷油量减少，令混合气的浓度变稀，不适应起动状态的需要，故要多次起动待混合气浓度加大了才能着车。

起动后发动机工作一切正常的现象表明，该ECU只是冷起动这部分功能失效而其他功能还是正常的，如更换新的ECU，价钱很昂贵。只是为恢复起动功能而去换新的ECU，既浪费也不值得，能否在不需要换新的ECU的情况下，去克服冷起动困难的故障呢?

(四)故障排除

根据水温传感器的负温度变化特性，水温越低，水温传感器的电阻值就越大。令ECU所检测到输入信号后，根据运算提供的喷油脉宽也就越大，使供给发动机的混合气越浓。既然有故障的ECU把起动时检测到的输入信号变小了，不能运算出足够的喷油脉宽去提供足够的燃油，以满足低温时需要浓混合气的要求，那只要我们通过增大水温传感器两端电阻，就可以弥补ECU内起动控制部分的故障，令ECU检测到的信号相应提高，使其本身喷油脉宽相应提高，以满足起动时的浓度需要。

增加电阻值虽能使发动机在冷状态下顺利起动，但也会影响起动后发动机的正常工作。要保证起动后发动机回复正常工作状态，就要考虑冷起动时增加的电阻，在起动后能自动消除，要满足以上条件，可以通过加装一个继电器电路(如图3)来实现。

通过一个五脚继电器，利用起动信号作为控制电源，在起动时，触点1—3闭合，把电阻R串联在水温传感器的回路上增加电阻，实现起动加浓；在起动后，触点1—3断开，触点1—2闭合，恢复原水温传感器电阻以满足发动机起动后的正常工作不受影响。

电阻R的选用，根据以上的检测结果可知，当温度约为30Ω左右时，2个水温传感器的串联电阻阻值约为2.5kΩ，此时ECU提供的喷油脉宽可以使冷车顺利起动。热车是否能顺利起动呢?根据对起动时喷油脉宽的检测结果分析，从理论上讲，只要使电阻R保持不小于一定的阻值，就可以达到热车顺利起动的目的。为实现这一目的，只需将电阻R(1个水温传感器)安置在不受发动机温度影响的位置，使总的电阻值在起动时，能让ECU按收到的水温信号提供足够的喷油脉宽，满足顺利起动即可。以热车发动机80℃时为例，水温传感器标准电阻为330Ω，外界温度在29℃时，电阻R约1.3kΩ，此时的总阻值约1.63kΩ，在起动时ECU提供的喷油脉宽将为11.0ms左右，可以使发动机顺利起动。

把电阻R(1个水温传感器)、继电器用导线按照改装后的电路图(如图3)安装好。为保证电阻R在起动时保持不小于一定的阻值，把电阻R安置在ECU旁边，以避免受发动机温度的影响。然后，起动发动机，一次就能顺利起动，重复一次，测得此时的起动喷油脉宽为11.1ms，温度显示为34℃。让发动机暧机，使水温达到80℃，关闭点火开关，重新起动，顺利着车，测得起动喷油脉宽为9.1ms，重复多次，都能顺顺利利起动。实验证明，电阻R选用1个水温传感器是可行的。让发动机再次降温、试车，冷、热状态下发动机都可以顺利起动，故障排除。

(五)维修后的效果

该车经过加装电阻后，冷热状态下发动机都能顺利起动，发动机的正常工作性能没有受到影响，恢复了该车的正常使用。从维修至今仍在继续运行，再没有出现过冷起动困难的故障，实践证明这次维修是成功的，加装的设备是有效的。而且经济效益也相当可观，因为换ECU的费用约6500元，而改装所需的材料费不足130元，大大降低了维修费用。

(六)结论

综上所述，当遇上冷起动困难，且只是ECU冷起动这部分控制功能失效，而其他功能正常的故障时，我们就不必考虑更换整个ECU系统，而只需在温度传感器上再串联一个适当阻值的电阻，就可以解决冷起动困难的故障。

以上用了较多篇幅叙述轿车故障排除的方法，是为了更具体论述一个观点，就是当贵重的电脑元件有故障时，不一定非要采用更换的做法。尤其只是某部分功能有问题，而其他功能还是完好时，可否通过某种适当的措施，去恢复其有问题的那部分功能，用简单修复的方法，达到既解决问题又节约费用的效果。

中国经济的反市场形态原因分析 要写论文

中国当前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关键一环是国家作用与政府行为，只要制造租金的各种社会条件没有改变，政府继续作为投资主体起主导作用，则具有可操作性的、市场经济所必需的金融条件就无法形成，而各种反市场规律的经济现象将继续存在。

反市场规律的经济现象

1?市场需求不旺与最终消费率下降

90年代初的经济泡沫消退以后，市场疲软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如何刺激消费成了中国经济的一个主题。积压物资的日益增多，成了企业三角债清偿难的一大主因。早在1996年底，中国的积压物资价值已达5000多亿元，有人分析，今年第二季度的库存商品有所减少，但分析者显然忽视了一个因素：目前的库存下降与企业开工率下降二者密切相关，到1998年，中国半停产状态的企业达21.3％，停产状态的企业达0.9％，比1997年的状况还要严重。

在商品库存增加的同时，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额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1981年以来，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基本以平均每年0.6个百分点的幅度下降，已由1981年的67.5％降至1997年58.8％，大大低于70％的国际平均水平；居民消费率由53.1％下降至47.5％，比起60％的国际水平也明显偏低。目前最终消费率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对于一个只能以内需为主的国家，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将成为再生产正常循环的严重障碍。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逐年下降。据权威部门透露，1998年已是自1994以来连续第四年下降，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估计接近40％，较1997年下降了15.5个百分点。消费偏淡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2?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持续攀升

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为210.6亿元，1997年则升至46279.8亿元。城市居民储蓄余额，1984～1988年平均增加582亿元，1989～1993年平均增加3800亿元，1994～1998年则高达7700亿元。今年3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7814.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储蓄存款持续高增长是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失调、商品需求不旺、失业现象严重、居民预期收入危机感增强等综合作用下的产物。从存款结构看，在当前的57814.7亿储蓄存款中，有一万多亿为公款私存、灰色收入或黑色收入，60％左右为定期存款。在国家逐渐推行存款实名制和不断加大金融监管的情况下，预期1～2年内，20％左右的公款私存部分将较快地从储蓄存款中剥离出去；另有39％的存款为目的性存款，到期后将提作他用。较乐观的分析认为，这些因素都有利于银行储蓄业务发展，一旦这些因素得以消除与缓解，银行储蓄业务必然受到震荡性的萎缩冲击。也就是说，存款不会总是这样持续攀升。

3?庞大的生产能力过剩

在最终消费率下降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攀升之间，二者一直被看作是此消彼长的简单因果关系。但数据表明，在储蓄率上升的同时，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也在一直上升。如果从各类商品的需求弹性来看，消费不畅并非百姓持币观望，而是社会供给远远大于需求。而支撑着社会庞大无效供给的是中国某些行业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

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840美元，与发达国家相差达40多倍；按人均个人收入来计算，差距更大。据调查，在农村，彩电、洗衣机、电冰箱这三大件还有80％的空白，除缺电少水、没有电视信号接转站等原因外，占人口主体的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购买力不强是最根本的原因。由此可见，目前这种“过剩”根本不是需求不旺引起的商品过剩，而是投资误导与其他政策性因素形成的巨大产能过剩导致的商品过剩，是在中国还存在数千万贫困人口尚未温饱的基础上形成的低水平“商品过剩”。

中国目前庞大的生产能力过剩，主要是90年代产业结构再呈趋同态势的结果。一些经济学家早就就此问题发出警告，国家每年也颁布了投资已达饱和的行业名单。但由于中国各级政府具有资源配置功能，且每年以经济增长指标为考核官员业绩的主要方面，再加上地方、部门与个人的利益驱动，这一警告基本上没能对地方政府“拍脑袋”决定投资方案的行为模式起到阻遏作用。

中国的错误似乎总要重复出现两次以上。80年代中期的彩电大战、冰箱大战就是因为各地产业结构严重呈趋同态势而引起。到了“八五”时期，各地投资热点又惊人相似：广东沿海等地受香港产业转移以及珠江三角洲出口导向战略等因素影响，加之利益驱动与信贷、财务等约束机制不完善，珠江三角洲内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到目前这一趋势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蔓延，并迅速扩展到全国其他地区，现在许多非农产业的生产能力都严重过剩。

从下表列出的13个行业的生产能力看，利用率最低的是高速公路，只有12％；最高的是房地产业，其利用率也只有67.9％。而上述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行业，不少是各地支柱产业同构所造成的。在零售商品额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出现这种生产能力的闲置，说明中国的投资体制存在严重问题。可以说，造成中国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原因主要是投资误导，资源配置不当，而投资误导的主角是地方政府。一方面，地方政府一直利用其对资金的影响与控制，追求投资的最大化，以此推动经济的发展。这就出现了几个地方政府同时作出相同的投资决策，不止一次造成某些“热门”产业的出现，结果是用不着多久，热门产业变成了“夕阳产业”。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外方直接投资，最常见的办法是给投资者以补贴，使得他们能在与原有企业的竞争中胜出。过去五年中，中国利用的外资达1860亿美元，其中相当比例是投资在生产能力已经过剩的产业中，如汽车、石化以及零售业。巨大的生产能力过剩局面说明我国的企业投资体制与改革前相比，还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改革前的投资体制下，企业受到资源约束，即投资所需要的资金约束，负责投资的官员们认为什么领域需要投资，资金就投往何方。改革要达到的目标本来应该是让企业的投资受到需求约束，即市场上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上述情况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作为投资主体时的利益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是造成中国目前产业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

4?反市场规律的悖论：商品过剩与消费者主动选择权的缺失

中国的商品过剩是在产业技术水平落后、生产率普遍低下、产品竞争力不强基础上的过剩。按照一般常规，在过剩状态下，买方会在买卖双方的竞争中逐渐处于有利地位，生产领域中会逐渐优胜劣汰，流通领域中消费者权益会不断强化。但中国的市场形态却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情况，完全不是一个买方有主动选择权的格局，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商品过剩状态的买方地位完全不同。在目前的市场形态下，消费者主权缺失，在商品过剩的状态下发生这种情况，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财政启动为何难以奏效

从1998年开始，震动全国的豆腐渣工程不断出现，甚至三峡工程也出现严重问题，希望小学最后也成了豆腐渣工程。近几年全国每年因建筑工程倒塌事故而造成的损失在1000亿元左右。目前，仍有20％的工程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检查机关近几年查处的10多万件贿赂案件，涉及建筑业的竟占63％。而国家于1998年增发了1000亿国债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对比两个1000亿元，“豆腐渣工程”刚好抵消了国债投入的作用。据披露，1995年以后竣工和1996年在建的50万元以上的25?14万个工程项目中，约40％的项目处于失控状态，或不进行公开的投标而搞“地下交易”或“暗箱操作”，于是就出现了“大楼盖起来，干部倒下去”的怪现象。

上述情况说明为什么近两年加大财政投入启动经济却启而不动。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不能只看财政资金投入的总额达到多少，必须要追索它的流向和流程。在吏治腐败的情况下，强化政府财政措施就意味着形成巨大租金，产生不经济的寻租活动。财政资金往往会通过政府各级部门流向寻租者，如目前相当普遍的工程层层转包现象即是明显例子。财政投入流失的另一渠道是各级政府部门的截留。如1998年对国有粮食部门进行审计，发现和查处严重挤占挪用收购资金等违反财经法规案件1181起。过去六年来，中国粮食收购款总共产生了2140亿元的大窟窿，其中800多亿元是挤占挪用，其余皆为亏损挂帐。由于寻租人与参与截留财政款分肥者均是高收入群体，对住房及一般生活消费品的需求早已满足，部分“成功者”甚至早已达到“小车一部，房子两所，老婆一正一副”的生活消费水平，因此这部分资金一般都转化为银行存款或进入证券市场，难以转化为消费需求。

寻租及截留的款项到底占财政投入多少？无法估量，据估计，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及各种政府拨款，约有40％左右在使用过程中流失到个人口袋里。换言之，上述事实只证明了一点：在政府未能形成防范寻租行为的有效机制时，加大财政投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结果，只是使财富流向政治力量强的阶层手中。

倾斜的市场供给

今年5月份，政府以公开托市的手法介入股市，并于6月发表《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公开动员全国居民参加炒股，亦即动员人民参加一种公开的、合法的大规模，同时配合以6月10日的降息。股市在政策的主导下飚升，又开始新一轮通过纸币进行财富重新分配。政府的目的显然是要将钱赶到“市场”去消费，一些经济评论与传媒的标题已到如此程度：花钱就是爱国。但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并未能将股市的繁荣维持多久，因为启动股市以后，这种经济泡沫必须通过多层次的投机才能获得虚拟升值，而多层次的投机又必须靠不断增大货币投入才能维持。与此同时，居民存款也未出现大规模的下降，这意味着“赶钱”的措施收效甚微。

这就得回到一个基本问题——中国市场中的供需结构特点这一方面来分析。

与发达国家有别的是，中国政府实际上居于各种资源配置的中心地位。

完全竞争性产品市场有大量非国有企业参与，追求的是效率；而公共服务部门则多由国家垄断，它们的存在有多个目标，既有经济的（如就业），也有非经济的，如国家安全，加强社会控制等。这里仅从消费者需求出发来分类：

第一类：需求弹性小的商品与服务，如水、电、煤气、医疗、教育、社会保险（养老、医疗、失业）。这类商品与服务不管是经济形势好还是不好，百姓总得消费。社会保险是社会福利，在中国还刚起步，其费用的缴交属国家强制性。其余数项，基本上是属于垄断性“商品”或服务，“市场”完全向商品的供给者倾斜，买方没有主动选择权。由于缺乏竞争，这些行业存在普遍的无效率与浪费，向消费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质量低劣，但因其垄断性，这些年来其价格还一直上扬，尤其是教育与医疗，在改革前是作为社会福利分配给职工的（长时期以来，职工的工资只含有基本生活费，并无这类费用包含在里面），而近年来这几项改革相继推出，逐步转移为个人支付，与此同时，教育费用与医疗费用的大幅度上涨，已大大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笔者曾对一些家庭月收入一万元以上、家庭固定资产几百万以上者进行过口头调查，他们对这两项费用的上涨幅度都深感难以承受，在对国内外教育进行“成本”与“效益”比较后，大都选择让孩子出国留学接受教育，一半以上家庭在中学阶段即让孩子出国。以此观之，只要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局限于收费与扩大规模这两项上，这些流出去的钱决不会再回流。

第二类，需求弹性较前一类大的商品。这一类商品有两种情况，一是虽为百姓所需，但在城市已达到市场饱和的产品，如电冰箱、电视、洗衣机等；另一类产品则为老百姓所需，但购买直接受其经济条件及购买意愿支配的产品，如微波炉、电脑、空调、摩托车。部分农村居民虽然还没有这类商品，但或受基础设施的影响，如缺电，没有电视接收系统等原因，或者不购买，或者无力购买。生产上述产品的行业，早已引入竞争机制，企业一方面面临国内同类产品的竞争，另一方面是国外同类产品的竞争。这些行业由于地方利益牵引，重复投资，早在前几年就已经存在严重的产品过剩，目前这方面的市场供给的主体对象，定位于有购买力的人群进行升级换代。

第三类，百姓迫切需要，而价格与百姓购买力相差甚远的，如住房。中国老百姓的住房水平，现在人均只有八平方米，与发达国家相差很远。这些年来中国的住宅建设发展很快，但因房地产业是个寻租行为泛滥的行业，房价因此居高不下，为居民年收入的12倍以上（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地更高于此水平），所以房地产业产生了巨大的供需缺口：一方面，房地产市场有7200万平方米商品房卖不出；另一方面百姓的住房确实不够住。房价降不下来，是因为房地产业已完全进入一种“政策性陷阱”：开发商的主体是国有企业，贷款80％以上来自银行。房地产价格只要一日不降，开发商的帐面资产价值就能保值，经营者的业绩也还放在那里——这一点直接与老总们的乌纱有关。而贷款是银行的，拖上几年不还，也都是公对公，更加之目前有人主张债权转股权，为欠债者开了一条新通道，所以这一政策性陷阱越挖越深。

第四类，地方政府盲目投资引进的项目，如小汽车。前两年，各地都将发展小汽车作为本省的支柱产业，这一行业存在巨大的产能过剩。事实上，90％以上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还根本未能进入这一层次：养一台车的费用包括车险、养路费用、汽油、维修、停车费用、车位费，等等，一般国产车每月都在1500元～2000元之间，大大超越了一般人的消费能力。而且中国大多数大中城市都存在交通拥挤的情况，如果再盲目发展私人用小汽车，不仅会使本就拥挤不堪的城市交通更为挤塞，还有能源供应与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上述分析表明：非垄断行业的产品大多属于耐用消费品（最低消费周期3～5年），供给过剩，生产能力大量闲置；而垄断行业的产品大多属于多次消费品（如交通、水、电、煤气），但因其垄断地位而价高质次，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一些原本属于社会福利的医疗、养老保险、教育等，目前正处在改革初期，名义上现在未曾产业化，但因其垄断地位，则完全成了一个价高质次、买方完全没有选择自主权的卖方市场。老百姓存入银行的钱，大多是为了购买后两类垄断性商品与服务作准备。随着这几项改革的逐步深化，存款难以从银行驱赶到市场。

政府不灵与市场失灵的根源

上述问题表现出了一种奇怪的混合：市场失灵的同时政府也不灵。市场失灵有一个相同的重要来源，那就是不完善信息和不完全市场。中国因为多个地方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导致各地产业结构重复雷同；而这成千上万个企业做出的生产决定，造成了重复生产与无效率。而不完善信息与不完善市场问题同样是政府不灵的一个重要根源，最后导致政府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负供给。从1993年加强宏观调控以来，中央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不断加强。不断加强调控力度的原因基于两点：一方面，政府高估了直接调控的力量；另一方面，政府也低估了间接调控的力量。但直接调控要想获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就是调控者不仅要具备大量信息，即拥有决定做什么的信息；其次是还必须具备有效监管经济过程的能力，包括有效监管经济运作过程与经济结果的能力。然而中国目前的状态表明，无论是在获得真实信息方面还是在事后监管经济运作过程与经济结果，都未能达到正常状态。

首先是信息的严重失真。这方面首先包括政府部门统计数据的掺假失真。由于考核地方官员以经济增长为主要指标，这就鼓励了各地官员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以虚假信息来对付上级政府的考核，而中央往往根据这些层层上报的有严重水分的失真数据作出形势判断，并制订相应的政策，这种政策供给的低效率可想而知。其次是一种出于部门利益驱动目的而提供的一种信息“负供给”，最危险的建议已被少数人当作可行方案提出来：如证券界部分人士认为增发货币维持股市的泡沫式增长会带来一种财富效应。还有出于企业利益考虑提出的减免亏损企业的债务；出于财政考虑提出扩大货币发行量以缓解财政困难等等。而这些建议如当真被采纳实行，则等于玩火自焚：减免亏损企业债务等于彻底摧毁社会的道德信用堤坝，既然拖欠银行的钱可以获得减免，那么今后所有的借款者都可以采用这种逃债的方式规避银行债务，银行的信用链条将会因此断裂；提出依靠增发大量货币来缓解中央财政困难的建议如若不是缺乏经济史方面的常识，就是对社会缺乏应有的责任感，这一政策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打通中央财政与中央银行这两只钱袋，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绝大多数国家的中央财政从来都是困难的，如最富有的美国政府都只能通过赤字财政来维持开支，并依靠发展经济与合理地扩大税基，而不是靠从其“中央银行”这只口袋过量攫取来满足财政的无止境需求。更何况中国的中央政府现在还承担投资者主体的大量责任，其对资金的需求几乎没有限量，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打通中央银行这只口袋，让其不受限制地向中央政府供应货币是非常危险的政策建议。信息的虚假供给，还由于某些政府主管部门政策不当的鼓励。

其次是政府事实上对经济过程的监管及事后监督欠缺力度。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行为的一大特点可以概括为权力市场化与政府行为企业化。各级政府官员现在都将自己手中的公共权力视为一种稀缺资源，将前来办事的公民视为“客户”，以各种手段迫使客户进行“权钱交换”。而叠床架屋式的反贪机构的膨胀根本赶不上贪污腐败行为膨胀的速度，运动式的反贪污也早已出现边际效益下降的现象：反贪污腐败的口号越响亮，贪污腐败的数额越大，卷入腐败丑闻的高官越多，所谓“阳光法”几乎处于虚设状态，这一点已从经济犯罪案件的直线上升得到证明。这种情况下，根本不能指望政府还能对经济过程及其结果进行有效监督。

中国经济的反市场化特征由此形成。政府对社会的供给已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正供给”——如政令的下达、改革措施的执行、法律对社会的约束等等，均处于一种无效率状态，造成了“软政权化”的局面，而与此同时，各种“负供给”却呈不断增大并强化的趋势。对于官员们个人来说，在这种格局中，个人品质已不是决定其行为的决定因素。

根据世界经验，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决策者基本上全凭历史积淀和个人的从政经验（政治倾向）来处理有关问题，他们比较喜欢听从有关经济改革的建议，对任何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则不太感兴趣。中国的改革指导思想是“摸着石头过河”，而到了90年代以后，改革其实已经到了扬子江，早已摸不着“石头”，决策者也根本无法凭借制度的历史积淀与个人的从政经验来解决问题。解决社会问题的前提是正确认识社会，而政府部门层级之间那种严重扭曲的信息负供给，造成人们无法正确理解社会，把握环境，于是出现了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也失灵的双重失灵现象。

政府改革为什么势在必行？

从短期来说，改善经济运行状况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如逐步加强竞争以改善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形成消费者主权；降低房地产价格，让百姓以6～8年的家庭年收入即可购买一套小康水平的住房，以部分房地产商破产的代价消除政策性陷阱，化解银行危机，以解决特殊国情、特殊过剩的问题。但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问题则是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局面应该尽快结束，而这已不是经济领域内作文章可解决问题的事情。它与政府改革有直接关系。

世界范围内对政府作用的重新思考，始于80年代中后期。引起人们思考的原因主要是几个：前苏联、东欧国家“指令－控制型”经济的崩溃；发达国家（亦即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东南亚国家经济奇迹的兴起（现在则要加上“奇迹”的破灭）。

在这些反差极大的现象背后，其实就是政府在现代社会中的有效性问题。可以说，现在大家已基本上承认这一事实：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不论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世界在变化，有关政府职能的要求也在变化。凯恩斯主义的最大成就是促使人们认识到一点：国家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中心地位，不是作为经济增长的直接提供者，而是作为合作者、催化剂和促进者。至于有效的政府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却因为每一国家所拥有的人口、资源、历史文化、政治传承等各自的渊源不同而很不一样。如美国的民主政治要原封不动地用到亚洲国家来可能会失效；而亚洲的专制政体也不能用来统治欧美国家。但不管是哪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在经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时，得向民众拿出可持续发展方略，消除贫困，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在发达国家里，政府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导干预措施主要是针对市场失灵；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作用则要大得多，因为这些国家就连基础性的公共物品，如财产权的保护、道路的建设、基础医疗保健与基础教育都无法提供（或是提供的公共物品质量不断下降），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由于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公共服务质量恶化，人民与企业相应采取种种措施逃避税收，进而导致公共服务质量进一步恶化，进入一种“马太效应”式的恶性循环。

世界银行组织专家经过认真研究，提出了如何提高政府有效性的两阶段进程。第一阶段有两个步骤：首先，政府必须将它所具有的能力集中于它能够完成而且应该完成的任务上，即集中于基础性工作，这些工作包括建立法律基础，保持非扭曲性的政策环境（包括宏观经济的稳定），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与基础设施，通过与工商界和市民社会达成合作关系而提高政府有限的能力——专家们对世界上69个国家的企业家的调查显示，许多政府在履行其核心职能方面相当不称职：它们不能保护法律与秩序，不能保护财产权，而且在法规与政策的运用上没有预见性。投资者认为这种类型的政府不可信，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投资和增长受损。一些国家现在正在利用公众舆论的力量，使法规更具有灵活性，应用政府自我管理机制，选择有效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工具等，使投资软环境得到改善——其次则是让竞争性的私人企业参与公共部门的活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许多国家中，社会服务和其他商品及服务由公共机构作为垄断性的提供者来提供，不可能产生很好的结果。一些政府开始将基础设施和服务的融资与它们的运营和提供区分开，并将公共事业中的竞争性部门与垄断部门分开。

第二个阶段则是重振政府机构的活力。这方面可以利用三个基本的激励机制：一、有效的法律与限制措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对执行机构的监督相当薄弱，目标的设定与完成这些目标所需政策之间的联系比较混乱。而发展中国家的一般通病是制定法律比较容易，执行起来却相当困难。但一个国家要想建设成法治国家，它就必须实施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规。提高公共部门活力的任何有效战略，其主要途径就是通过缩减随意性的权力来减少腐败的机会。二、将政府置于更激烈的竞争之下，如通过聘用制度的改革、建立基于个人才干的内部晋升制度，等等，以便在公务员中促进竞争；在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上加强竞争。三、使政府和人民保持更密切的联系，如使人民获得发言权、让人民有更广泛参与政治经济生活的正常管道、谨慎地下放权力等。

发达国家可以提供有效政府促使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例证，用经济学的语言来概括，这些国家的政府向社会提供了“正供给”；而陷入贫困与发展不足等一系列恶性循环的国家和地区则提供低效能政府影响经济发展的具体例证，换言之，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政府向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负供给”。从这方面来说，世界各国尤其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在重建政府作用方面确实面临重大挑战。但答案是明显的：改革有风险，而不改革要付出的社会代价可能更大。

有关能源价格风险管理资料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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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能源风险价格管理研讨会

2007年4月27日晚，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灯光璀璨。在首届“中美能源市场开发与风险管理研讨会”召开前夕，总领事馆举行招待会，欢迎前来参会的中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以及美国休斯敦、纽约、达拉斯、亚特兰大、巴特摩尔和华盛顿的能源管理专家以及学者代表。

中美能源市场开发与风险管理研讨会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能源市场日益开放和美国能源市场风险管理日趋成熟的背景下召开的。会议旨在借鉴美国能源市场发展和风险管理的经验和教训，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于开放中的中国能源市场的监管提供参考，并对中国能源企业和能源用户的宏观战略决策、微观市场风险管理提供帮助。研讨会由中国旅美专家协会、美国华人石油协会、上海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富兰克林管理研究院、《国际石油经济》编辑部共同主办，并得到了中美十二个协办单位和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的大力支持。

在招待会上，房利代总领事先后用中文和英文发表了演讲。他对会议主办者为研讨会所做的大量的准备工作给与了高度评价，并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美能源领域的合作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休斯敦作为能源之都，是举办能源市场开发和风险管理研讨会的最佳选择。此次研讨会将为中美两国能源界的交流搭建一座桥梁。他预祝研讨会获得圆满成功。

研讨会主席李民博士和中国旅美专家协会会长兼研讨会共同主席杨晓卓博士就本次研讨会的背景和宗旨分别发表了演讲。杨晓卓博士与研讨会共同主席刘孟博士向大家介绍了研讨会的部分嘉宾，其中包括上海国际金融研究所徐明棋博士、上海期货交易所褚玦海博士、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鲍亦和博士、莱斯大学教授温森特?卡明斯基（Vincent Kaminski）博士、SunGard公司资深副总裁赛兰（Sharon Fortmeyer-Selan）女士、中国重庆市对外贸易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世蓉博士、普氏公司总裁朱文清女士、摩根路易士能源资源集团执行董事威廉?海德曼（William F. Hederman）、德勤服务公司能源与资源部的全球与美国监管政策主管、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前委员布兰科?特齐克（Branko Terzic）先生，以及中国石油学会石油经济专业委员会《国际石油经济》月刊主编杨朝红女士。

上海期货交易所的褚玦海博士代表中国来宾就中国的能源期货市场发展发表了演讲。他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石油进口量的增加，中国能源市场与世界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也使得能源价格风险管理越来越重要。中国以2005年8月上市燃料油期货为开端，正逐步发展石油期货市场。中国在能源风险价格管理领域，可以向美国同行学习很多东西。美国商务部休斯敦商务服务中心主任杜艾尼?普赖斯特莱（Duaine Priestley）代表美国来宾发表了演讲，他表示，对美中能源合作的未来充满信心。

休斯敦“中美能源日”

4月28日上午8点30分，研讨会在休斯敦的万豪国际大酒店隆重拉开帷幕。研讨会主席台上方悬挂着 “2007年中美能源市场开发和风险管理研讨会”的彩色条幅。会徽中的2007、中美两国国旗和锯齿状的增长曲线，意味着研讨会为2007年中美能源领域交流所起的桥梁作用，表明了与会者通过对话，促进中美能源市场在风险中健康发展的愿望。

研讨会共同主席《国际石油经济》主编杨朝红女士、研讨会秘书长蒋建军主持开幕式。在蒋建军秘书长的号召下，美国与会代表异口同声地用中文“欢迎”中国来宾；中国代表则用英文的“Welcome”回复。研讨会的内容虽然充满了严肃的学术味，但是从主持人幽默的开幕词和与会者的互动中，全场250位代表感受到了温馨、诚恳、默契、友谊与合作的氛围。

研讨会首先由会议发起人杨晓卓博士代表中国旅美专家协会和研讨会组委会致开幕词。他指出，在2006年底，中国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开放了石油产品批发市场。作为世界上的能源生产大国和消费国，中国不断增加的石油进口以及日益开放的能源市场，给国际能源公司、金融机构等，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参加本次研讨会的中美两国能源公司、期货交易公司、投资银行和研究机构等，将就能源市场开发和风险管理的各个方面，包括能源政策法规、能源贸易、能源项目融资、替代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交流。大家有理由相信，以此次会议为开端，中美两国将在这一领域保持更加密切的联系与合作。

美国国会议员尼克?兰普森以得克萨斯方言“Howdy, Y'all!"的问候开始了他的欢迎词。他说，“我很自豪能服务于第110届国会，担任国会科学技术委员会能源与环境分会主席。这个小组委员会对美国能源工业大部分的研究与开发具有管辖权。对美国来说，有一个良好的政策以鼓励这个行业的创新是非常重要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可以推动新颖的、令人振奋的、有活力的能源技术的发展，同时，以我们对环境效应的理解来运用这些新技术进行能源生产。”他指出，中国市场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对美国和中国都是非常有利的。在能源产业，这意味着某些资本货物进口关税的减免，并最终向外国竞争者开放某些领域，例如成品油零售市场。他认为，本次会议将迈出中美两国能源伙伴关系的重要一步。通过这次会议了解扩大国际能源市场所必须的政策，将使中美两国都从中受益。

房利代总领事在他的致辞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向中美两国的与会者致以热情的问候，对研讨会的开幕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中国政府树立并实施了“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能源安全观，鼓励全社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注重环保，并将节能列在能源政策的首位。同时，将与世界各国共同维护全球范围内的能源稳定、安全与持续发展。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煤炭消费与能源消费量最大的国家，在传统能源、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以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石油对外依赖、减少废气排放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休斯敦作为世界能源之都，集能源交易与风险管理的技术与人才于一体。在这里召开这次研讨会有着天然的优势。研讨会为全体与会者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和平台，使大家能在一起商讨共同关注的问题，交流想法与经验，增强相互理解，探讨进一步合作。他希望这次研讨会在美国政府、中国政府、能源公司、金融机构和专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各方在能源管理领域进一步合作并取得丰硕成果。

休斯敦市议员彼得?布朗用一句中文的“欢迎”向与会者致意，博得大家的一阵掌声。他代表休斯敦市市长为研讨会送来祝福，同时还宣布2007年4月28日为休斯敦的“中美能源日”，并将比尔?怀特市长签署的“中美能源日”文告转交给杨晓卓会长。

本次研讨会还收到了得克萨斯州州长里克佩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华锦洲总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侨务委员会经济科技司、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以及欧美同学会会长，副委员长韩启德的贺电或贺信。

本次研讨会为期两天，共设立了四个方面的议题，即宏观能源风险、微观能源风险、能源市场建设、风险管理和案例分析。共有36位代表进行了交流发言。其中，中国石油学会石油经济专业委员会在《国际石油经济》编辑部的组织下，提供了5篇交流报告。

研讨会以能源政策与法规为切入点，有五位专家学者做了这一主题的报告。曾服务于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的威廉?海德曼先生介绍了美国能源法的一些情况，包括能源政策的主要目的、能源政策的演变、国会的重要能源法规。他还对20世纪美国天然气和电力的发展、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FERC)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的管辖权进行了案例分析。

在能源风险价格管理和能源市场建设方面，分别有16位和10位专家学者做了报告。来自投资银行、美国能源企业、中国能源企业、政府部门、顾问企业的高级主管和圆桌会议主持人，就三个著名能源交易企业高达数十亿美元的交易损失问题，从企业战略、风险管理理念、政府监管、企业高级管理激励机制和实际风险管理技术等方面进行了剖析和讨论，为会议参与者提供了深刻的风险管理实例分析。

本次研讨会既有总会场的主题报告，也有分会场的报告和提问，还有一个圆桌会议的讨论。多样化的会议形式为与会者之间的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专家观点集萃

本次会议的主要发言内容涉及对当前全球能源市场环境的判断，对加强能源风险价格管理的紧迫性的认识，完善的能源市场应具备的特征，政府能源监管目标及政府应发挥的作用，能源风险价格管理的步骤和风险管理框架设计原则，对冲基金在能源期货市场中的作用，风险管理领域需要开展的一些研究课题，以及风险管理的具体内容，例如风险鉴别、风险分类、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冲工具的选择、能源风险价格管理在技术上面临的挑战等。以下选择部分内容，介绍专家的主要观点。

1. 加强能源风险价格管理十分紧迫

美国著名的风险管理专家、莱斯大学教授、前花旗银行常务董事卡明斯基博士和休斯敦大学鲍尔商学院金融系主任库玛教授等指出，当前，世界能源市场面临一系列挑战。首先，能源工业的一体化和全球化趋势越来越强。能源市场的各个领域日益融合，能源市场的高度一体化使局部市场所遭受的冲击会快速蔓延开来。其次，能源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演变中。由于新的市场主体——有实力的金融机构和对冲基金的出现，能源期货市场的流动性得以增强，而且新的参与者改变了游戏规则，对价格变化发挥着显著的影响。第三，越来越多的金融投资者将能源商品市场当作新的投资资产类别，一种新的投资渠道由此产生，并出现了许多复杂的、长期的、资本高度密集的交易。由此造成的能源价格不稳定性的增加，使能源生产商和消费者需要开发可靠的风险管理办法。第四，人类社会获得能源资源的成本将越来越昂贵。在今后的几十年里，我们将面临如何增加能源产量来满足全球需求增长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技术和融资正面临挑战。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需要先进的技术和大量的资金。但是在基础设施方面目前的投资十分不足，这在将来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价格波动。此外，油气行业放松管制的趋势将继续下去，这也对加强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其能源消费将快速增长，并对世界能源价格产生影响。能源市场存在价格波动的市场风险，基础设施的运营风险，以及信用风险和政策风险等等。在能源价格和商品价格非常不稳定的环境中，提升应变能力将决定能源公司的未来生存和发展。因此，开展风险管理的培训和实践对于能源公司特别是经验不足的中国能源公司来说，非常重要且十分紧迫。

2.应培育发展有效的、透明的能源市场

卡明斯基认为：风险管理的关键性因素并不是风险管理的价值，而是培育和发展有效的、透明的能源市场。能源市场的设计和开发是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作为国家重点项目进行实施。能源市场，或者在更广的意义上说，大宗商品市场，能够发挥两个关键性的作用。一个作用是信息处理和信息发现。市场是最高效的信息采集和处理工具。第二个作用是发展能够同时传递给能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价格信号以产生最佳的资源配置。

他说，高效透明的能源市场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形成的。美国有着最高效、最先进的能源市场，但我们在发展该市场的过程中也犯了不少的错误。我希望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能够从我们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我们的覆辙。

他还指出，现货交易市场是能源市场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最早发展起来的市场。继现货市场之后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期货市场，交易是标准化的，要么通过电子系统，要么通过公共价格信息系统进行交易，它具有透明的价格，随时可供任何人进行查询。在期货市场中，商品以目前订立的价格在未来进行交割。

然而，设计和发展期货市场是一项复杂和艰巨的任务。事实上，有不少期货市场最终无法继续运作下去，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我们必须认识到期货市场开发成功与否和期货市场的作用能否得到发挥有许多前提条件。首先，要有比较多的市场参与者，包括大量的市场主体，即卖方和买方，并且没有参与者可以对买方或卖方施加重大的市场影响力；市场流动性好，并有可靠的价格指数。其次，要有支撑期货市场的硬件基础设施，包括用于交割的运输系统，这些系统不能被大的市场主体所控制。换句话说，在对合同有决定作用的基础设施上应没有垄断。当要对任何商品进行交割时，在交割点上的存储和运输设施都应该可供使用。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期货市场应受到监管并赢得公众的信任。由于商品市场有时容易受到操控，因此高效的、强有力的监管是非常关键的因素，是成功引入期货市场的前提。

Constellation 能源商品交易集团战略研究部副总裁徐纲博士分析认为，市场的重要作用之一是获取信息。能源市场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信息采集对能源业务来说非常重要。有用的信息是自然汇集在市场中的。在市场中，参与者会希望分享信息并发布信息，这会大大降低信息采集的成本。多方竞价而生的价格信息反映了各因素的整体影响效果。

市场的另外一个作用是为市场主体提供一个风险转移的渠道。市场中既存在投机者也存在套头交易者。套头交易者通常要寻找一种保险手段来规避风险，以使他们的业务更稳定。从社会效益的角度讲，市场使人们能够相互转移风险，这对每个交易者都有好处。市场的流动性还能够使公司得到一个资产分配的手段以分散风险。

市场的第三个作用是通过竞争来促进管理和创新，同时抑制不良的市场主体，使劣者淘汰出局。如果市场能够高效运作，经济的运行也会更加高效，同时使成本降低。从政府的角度讲，市场能够促进能源政策的执行。例如可以通过税收等手段促使企业按照政府所希望的方向行事。

曾服务于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组建市场监管部门并担任执行总监的威廉?海德曼先生指出，对于一个完善的能源市场来说，能源产品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应该有自由选择权；市场应有完善的法规制度并得到很好的执行；市场应该具有透明度，商业信息应该畅通；政府需要采取措施，鼓励市场参与者诚信、高效和创新；完善的市场还需要有很好的沟通渠道；此外，市场参与者和政府官员的道德行为也极为重要。

3.政府的能源政策目标及政府应发挥的作用

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前委员布兰科?特齐克先生指出：典型的政府能源政策目标是提高能源效率、保障稳定可靠的供应、保护环境、提供公平的社会补助、取消能源价格补贴。无论一个政府的政策目标是什么，这些目标必须很明确。如果目标是要引入竞争，那么一定要有完善的制度来监控市场和确保竞争能够发挥作用。这就意味着政府要发挥监管的职能，必须为市场建立起非歧视、透明的管理制度。政府还要对垄断的领域进行监管，以保证那些希望能从竞争性的市场中获益的消费者能够公平地获得有竞争力的能源供应。

特齐克先生还介绍了世界银行的观点，即政府的监管目标应该是保护消费者免受错误的垄断行为的伤害，保护投资者免受政府错误行为的伤害以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监管者的职责包括对市场准入、价格、服务质量和条件的监管，以及提供为所有投资者信得过的监管平台。

对于吸引私人资本来说，有一些全球适用的监管原则，包括监管的透明性、及时性、平衡性、可审查性、稳定性及监管者的独立性。

就监管者的独立性而言，监管机构应该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监管人员应该是经验丰富的人员，要基于科学分析、公平的经济分析和准确的判断做决定；还需要有充足的资金来源和资助。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成立新的监管机构时，必须要赢得公众的信任。必须要让公众相信，对垄断进行监管的机构是公正的。

海德曼先生说，在能源产业发展的初期，政府的能源政策目标仅仅是为了经济增长和国家对资源的管理。然而今天，政府的能源政策应促使人们努力实现能源安全、能源效率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平衡，保护环境，以及合理分配能源产业的成本和效益。

普氏公司总裁朱文青（Victoria Chu Pao）分析了两种可能实现能源安全的途径，一是通过政府监管直接控制资源，二是通过全球贸易、市场的透明化和应用现代风险管理工具。同时，她还对是否存在另外一个更好的途径或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的好办法进行了探讨。

她认为，就短期而言，一个迅速发展的国家，例如中国，也许采取政府规制更好一点。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到一定时候，采取更为开放和透明的市场政策会更为有效，“借助全球贸易和风险管理能够帮助政府实现能源平衡和能源安全的目标。”

朱文青指出，世界上有不少国家试图通过立法来实现国家经济安全，有的国家赋予能源公司垄断性的政府职能，有的国家以众多官僚机构监管市场行为，有的国家试图创造条件以获得能源资源的保障。在它们看来，如果石油资源在本国，就不必对中东担心。只要签订25年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协议，就能够获得25年廉价的天然气供应。其实不然。

能源安全说到底是价格问题。既然是价格问题，那么，如果政府想得到廉价的能源,应怎样去实现呢? 许多国家似乎认为最简便的方法就是直接规定价格。朱文青指出，这种方法在全球市场没有像今天这样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也许有效。但是如今，大宗商品价格是全球性的价格，无论你是否拥有自己的油矿、油井或管道，或者麦田，锁定供应来源都不能使本国经济免受价格变动的影响。同样，政府试图以固定价格来防止价格波动，也是无济于事的。那样做的结果，不仅原定的廉价能源的目标无法实现，而且由于市场价格信号的扭曲，价格反而会变得更高。

朱文青举例说明，世界各国的汽油价格各不相同。根据普氏前不久所做的调查，欧洲国家汽油价格最高，每加仑超过6-7美元，日本、新加坡每加仑超过4美元、印度为3.8美元，美国约3美元，泰国、越南、印尼在3美元以下，中国是除中东产油国以外的汽油价格最低的国家，每加仑2.11美元。朱文青指出，价格差异主要在于有些国家实行价格补贴，而有些国家对汽油消费课以重税。虽然这都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但效果却截然不同。欧洲国家以征收的汽油税补贴农业，中国（美国也类似）是转移其他经济收入来补贴汽油消费。

人为的低价意味着本应投向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会寻求投向更有利可图的行业，其结果是资源配置效率非常低下；人为的低价还意味着能源需求与消费会无限制地增长。所以，哪一条是实现能源安全的路呢？

朱文青还指出，单靠政府的管制，并不一定能实现持续的能源安全。市场是由人组成的。做贸易的过程就是交流和对话的过程，就是用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换取想要的东西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对话就是一系列的交易。对话包括人与人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乃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话。因此，朱文青把“市场贸易与对话”作为她的演讲的一个关键词。

她点出的另外一个关键词是“透明度”。她认为，具有良好的透明度是制定有效的监管措施的关键，而市场透明和高效率的核心在于信息畅通和自由竞争。但是提高市场透明度离不开风险管理。

朱文青最后说，我们相信，中国愿意而且能够在全球能源对话中发挥积极作用。我们期待中国在为提高能源效率所做的技术创新方面，在为创造开放、有效率的市场而制定和采用新标准方面，包括在新的能源风险价格管理实践方面成为领导者。

4.能源风险价格管理的实践和风险管理工具应用

在公开竞争的市场上，非常需要两种能力，即风险管理和优化价值的能力。卡明斯基先生指出，能源市场的风险管理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过程，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技能。风险管理的第一步是潜在风险的识别，第二步是制定降低风险的策略，第三步是选择确定最佳的风险管理手段，包括选择最佳的对冲（套期保值）工具，第四步是对冲（套期保值）策略的执行。套期保值有一定的成本，必须在套期保值成本和风险降低程度间寻找平衡。在公司层面实现对风险进行监控的关键因素是要投资于风险管理的基础建设，以便有能力在内部对风险管理手段和计划做出评估。

美国毕马威财务审计公司金融风险管理部高级主管袁先智博士以《能源市场的挑战与风险管理的实践》为题，对能源市场的风险、能源价格趋势曲线建模、能源衍生品定价，特别是中国能源市场的风险管理，包括关键的能源风险参数、风险测量工具、风险评估实践、风险管理框架等做了详尽的介绍和分析。

香港中文大学系统工程和工程管理系冯有翼教授以《价格发现、市场流动性和能源风险价格管理在中国》为主题，介绍了实物期权方法在能源战略评估方面的应用，例如评估对战略石油储备的投资和能源输入的战略部署，帮助能源企业构建风险管理机制，设计和购买适当的风险对冲衍生产品等。他的演讲还讨论了应用摆动期权来规避需求风险，以及通过实物期权方法对排污权的柔性价值进行评估和对排污权进行正确定价等问题。

理解及掌握市场规律需要复杂的数量分析工具。徐纲博士在演讲中，以大量实例说明了数量分析在竞争性能源市场中的应用，其中包括在对长期基本面和企业发展战略分析中的应用，在交易支持及风险管理中的应用，以及如何利用对冲、无风险套利、提供服务和实物期权等获取额外价值。他还举例说明了实物期权在原油储备中的应用。他的结论是：竞争的能源市场有益于经济；能源市场充满风险；有效的数量分析是能源市场的制胜之道；对精通数量分析的市场参与者来说能源市场充满了机遇。

德意志银行（纽约）全球货币与大宗商品副总裁李成军博士指出，美国能源市场的发展之所以领先于世界，主要基石之一在于近十年来美国在能源资产定价及风险管理方面开发了顶尖的技术。李成军博士对这一顶尖技术做了述评，并对能源市场发展中出现的不同的数量分析模型和方法做了总结与比较。他认为，能源资产是高波动、高回报、与其他资产低关联、收入固定、流动性低的独特资产，因而很受投资者的青睐。由于能源资产多种多样，其运作的环境多变，不确定影响因素较多，因此，在能源资产（包括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数学建模方面存在许多挑战，有效地管理能源资产需要有全面的风险管理经验。

5.能源风险价格管理领域的研究课题

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数量与计算金融学部主任邓世杰副教授的报告，揭示了能源风险价格管理面临的挑战。他指出：能源风险价格管理需要覆盖更广泛的地区和更广泛的项目，解决与地域相关的风险、长短期跨期风险等问题；需要研究更适用的风险评估的方法，激励公司有效利用市场工具来进行风险管理；需要开发先进的统计工具、建模工具和金融工具，使解决非常复杂的风险管理问题变得简便易行。同时，他也介绍了目前他们正在研究的课题。例如，金融定价工具和交易策略（包括电力、天然气和原油价格曲线模型；能源衍生品；战略石油储备的交易策略），实物资产的投资评价，排放许可证及相关设备的价值评估等。

中美能源专家的心愿

本次研讨会是以中国旅美专家协会、华人石油协会为主的专家志愿者，花费一年多时间，精心筹备组织的。会议从前期策划、准备，到会议结束，始终充满着志愿者们发自内心的热情。据中国旅美专家协会会长杨晓卓介绍，本次会议的主要策划和组织者，都是学有所成并在世界知名大石油公司或投资银行等从事能源交易与风险管理工作的旅美学子，他们不仅有广博的学识、扎实的数量经济学功底、丰富的能源交易和风险管理经验，而且还有风险管理失误的惨痛教训，非常希望在中国能源市场开放和能源风险价格管理事业起步之际，为中国的能源风险价格管理建设做出自己的一些贡献。他们认为，中美之间应当以此次研讨会为开端，在能源风险价格管理方面搭建一个平台，加强交流与合作。威廉?海德曼先生说:“我们美国有很多教训可供中国引以为鉴。我们希望与你们建立起一个具有建设性的、友好的并具有竞争性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强大的竞争者，会令我们把事情做得更好。我们欢迎公平的竞争。如果你们不重蹈美国和欧洲的覆辙，我相信你们将在同经合组织国家的竞争中赢得巨大的优势。我们目前正陷入一些巨大的、既得的特殊利益当中，对我们下一步需要展开的工作造成了羁绊。如果你们没有这方面的不易改变的利益，便可以轻松开展工作，实现快速发展。”会议期间，主办方与前来参会的中国代表初步商定，2008年将以某种形式在中国举办能源风险价格管理论坛，继续开展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国际石油经济》编辑部也将继续在会议组织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